故宫瓷器看点多

故宫武英殿陶瓷馆外景

今年5月1日，故宫博物院陶瓷馆在武英殿重新开放，新陶瓷馆在展示空间、主题设计、展品数量以及展示形式等方面，均进行了改进。故宫博物院古陶瓷收藏向来以数量大、品种全、年代真实可靠为优势和特点，陶瓷类文物约35万件，而且绝大部分属于原清宫旧藏，可谓自成体系，流传有序，尤其以宋代“五大名窑”和明清两代御窑瓷器为精彩亮点。此外，此次还将展出陶瓷文物年代的下限延长至民国，展品总数量增加至1000余件。不过，大概是因为展品数量太多，展陈效果并没有想象的那么疏朗有致，有的展品距离过近，影响了观瞻效果。

此次去故宫陶瓷馆观展，主要是想见一些久违了的展品，尤其是有关奇石造型和画意的藏品。比如，一件“明洪武红釉笔山”，记得二十年前曾经在故宫乾清宫西庑陶瓷馆（旧馆）看到过，当时标签名称为“明·嘉靖红釉鹅形笔山”（长13.5cm），有原（旧）配木座，馆方原来描述“器型如一只卧鹅，通体施以红釉，棱角转折处露出白色胎骨”。当时就感觉这是一方仿山石造型的笔山，因为它更多是一种抽象形状，而且后世也没有见过类似的鹅形笔架。后来，我在拙著《观赏石投资与收藏》（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2年1月版）一书中，将此笔山照片收录其中，将“鹅形笔山”名称改称为“随形笔山”，认为“这也是传世至今较早的一例仿造自然山石峰峦的工艺品”。后来陶瓷馆搬迁至文华殿（2008年），这件“笔山”却销声匿迹了。此次再见，一别二十年，“笔山”依旧，但名称却改了，断代从原来嘉靖提前至洪武。

“明洪武红釉笔山”

我不知道馆方为何将此红釉笔山的断代，提前了二百年。无论从其釉色和造型来看，断代为嘉靖年间应该比较靠谱。洪武年间，虽然已经出现了红釉瓷器，但是因为烧造技术的原因，高温红釉传世很少，类似发色鲜红纯真的很少见，倒是釉里红较为多见。从造型来看，笔山属于文房器具，洪武年间社会动荡，文人地位尚未提升，赏石也没有成为风气，很难想象当时匠人有这个闲情和创意。

不过，在故宫博物院官网数字文物库中，这件笔山名称还是为明嘉靖“鲜红釉宿鹅形笔山”。不知道究竟以谁为准！

明代颜色釉（红釉）展区

故宫陶瓷馆搬迁到文华殿后，记忆犹新的是一件清乾隆“像生瓷山子”，有原配红木座架。记得当年射灯聚光非常暗沉，让人无法细辨其质色。此次新馆灯光改善，这件“像生瓷山形笔架”的真身分外真切。此方笔架系模仿天然奇石（英石）的造型和皴理，山峰形状高低错落，皴理类似弹窝皴，颜色为赭色，亦模仿天然石色，几乎不见有釉——或许是上了一层很薄的釉（这与后来所见的类似仿石釉稍有差异），枯涩嶙峋的质感与奇石无疑。底部自右至左暗刻楷书“蜗寄居士清玩”六字一排款。蜗寄居士为清代著名督陶官唐英的号。此件山子应为唐英亲手制作的文房用具。他于雍正六年至乾隆二十一年负责督理景德镇御窑厂窑务，深谙陶理。在任期间，亲自督理陶务，创烧出不少精美的陶瓷制品，尤其是仿生瓷，达到了奇巧、逼真的艺术效果。类似仿造奇石造型的山子，在清宫旧藏中还有几件。

清乾隆“像生瓷山形笔架”局部

清代像生瓷和镂雕瓷展区

无论是明代嘉靖红釉笔山，还是清代乾隆仿石釉山子，大致是明代中晚期至清中期奇石收藏这段巅峰时期的表征。其中，明末清初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阶段。反映在瓷器纹饰画意上，故宫陶瓷馆中也有两件比较典型的瓷器可作例证。

清顺治五年“青花怪石图盘”

一件是清顺治五年（1648年）“青花怪石图盘”。通体白釉，口边施酱釉，盘心青花绘洞石花卉图，青花浓淡有致，石头类似太湖石峰，带有明显的透漏感，右侧草书“戊子春月，梓辛轩书”八字。顺治戊子年为顺治五年，即1648年。洞石花卉纹是顺治至康熙年间青花瓷中常见的装饰图案（另有洞石秋叶诗文纹），器物多以盘、碗居多，但带有干支纪年的极为少见。

清顺治“五彩朵兰怪石图筒式瓶” 

清顺治“五彩朵兰怪石图筒式瓶”局部

另外一件清顺治“五彩朵兰怪石图筒式瓶”，口沿涂酱釉，底部涩胎无釉。外壁五彩装饰，描绘洞石和折枝花卉，图案散点式布局，以褐彩勾线，胎釉细润，纹饰雅致，肩部空白处题红彩篆体“百花斋”竖行款。堂名斋号款，是明末清初瓷器上常见的，一般在底部落款，这件落款在瓷器正面的不为多见。

上述两件顺治瓷器，均有斋名款，这在晚明开始就形成风气。晚明开始，引领瓷器时尚的是以文人和儒商为主的消费市场，特别是私人订制，堂名款开始流行起来，文人意趣在瓷器制作当中居于主流地位。当时还流行吉语款，内容颇多与奇石相关，尤其集中于康熙一朝，如玉石珍玩、玉石之珍、玉石雅玩、奇石之珍、奇石珍玩、奇石席上之珍、奇石美玉、奇石美玉之珍、美玉宝石之珍、美玉宝石之珍、奇石宝鼎之珍等。而瓷器上的画意纹饰，则多受到了当时绘画尤其是版画的影响，特别是晚明胡正言辑印的《十竹斋书画谱》流传最广。如上述的两件顺治瓷器，其画意明显是受到《十竹斋书画谱》的影响。

晚明《十竹斋书画谱》画石一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