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渔阳公”是何许人

近日，沪上石友宦振宏与我交流探讨米芾所谓瘦皱漏透“相石法”，他认为这不是米芾提出的，值得好好考证一番。我深以为然。

其实，我在去年4月30日石界公众号发表过一篇《瘦皱漏透千古谜》，就曾经提出：“所谓的‘相石四法’或许可能是后人伪托或是附会的，因为米芾传世的诗文都没有提到过，包括米芾同时代的野史笔记，也均没有类似记载，所谓《渔阳公石谱》只是一个孤证。”

最早提出米芾“相石四法”的，就是元末陶宗仪所编的《说郛》收录的《渔阳公石谱》（又称《渔阳石谱》），所谓“元章（米芾，字元章）相石之法有四语焉，曰秀，曰痠（或为瘦之笔误），曰皱，曰透。四者虽不尽石之美，亦庶几云。”因为版本的不同（有涵芬楼、宛委山堂等版本），又有“秀，瘦，雅，透”之说。此说后人援引略有出入，直到清代书画家郑板桥的题画《石》称：“米元章论石，曰瘦、曰绉（通皱）、曰漏、曰透，可谓尽石之妙矣”，瘦皱漏透之说乃成为定论。

清代郑板桥1761年作《竹石图》

不过，渔阳公何许人也？《渔阳公石谱》成书于何时（旧题宋人）？这个问题一直萦绕着我。渔阳应该是个地名，当时治所在如今天津蓟县。出身于当地的名人，元代以书法家鲜于枢为代表。故而，我曾经怀疑过其是否为鲜于枢。但是，《渔阳公石谱》其实并不像石谱，正文不过千把字，真正有价值的不过两三则，其中述及的唐宋名人赏石故事，多是照抄前人记载，有的语焉不详，而且还有错讹，这与学养深厚、诗文俱佳的鲜于枢似乎身份不符。所以，这个怀疑只是一瞬间就被否定了。

此次，小宦旧事重提，并且提出《渔阳公石谱》应该出自元人之笔，因为其中提及大德年间，宫中出售杂物，其中有一方宋徽宗御题“山高月小，水落石出”的灵璧石，云云。大德是元代第二个皇帝元成宗的年号（1297-1307），故此书成书不会早于元成宗。这个说法应该成立。后来，我在新浪微博“乖乖”的博客上，也看到类似的见解，并推测“渔阳公当为元代燕京地区人氏”。可见，英雄所见略同。

其实，所谓元大德年间宫中出售灵璧石一事，在宋末元初周密的笔记《云烟过眼录》中有此记载，《渔阳公石谱》只是援引了一下，但没有说明出处。据我所知，元代文人有不少笔记，述及宋元两代故实，包括赏石内容，颇有史料价值，但很多没有整理点校出来，阅读极为不便，如陆友仁的《研北杂志》等。没想到，小宦给找来了《四库全书·研北杂志》影印版，仔细一看，果然找到了一段重要史料：“鲜于伯机（鲜于枢，字伯机）论石，以太湖为第一，山石次之。”

《四库全书·研北杂志》影印本书影

原来《渔阳公石谱》中提到：“大概北人贵湖石，南人重灵璧，为远物也。今车书混一，宜以湖石为第一，山石次之。”按其语气，所谓车书混一，即车同轨、书同文，与当时元代大一统相吻合。其中提到北方人喜欢太湖石（石产南方），南方人喜好灵璧石（石产北方），似乎是因为地远难得弥足宝贵（其实也不尽然）。至于以太湖石为第一（山石，当指灵璧石），不但是因为元代统治者是北方民族，而且按其口吻似乎作者也是北方人。这段话，与陆友仁《研北杂志》中提到的鲜于枢论石之说不谋而合，可见应该出自鲜于枢本人。那么，《渔阳公石谱》应该就是出自鲜于枢了。

鲜于枢（1246-1302），字伯机（又作伯几），晚年室名“困学斋”，自号困学山民，又号寄直老人。渔阳（今天津蓟县）人，寓居扬州、杭州。曾在元朝宫廷和浙江地方任职。好诗歌与古董，文名显于当时，书法成就最著。其书法落款，常常署名“渔阳鲜于枢”，当时有以渔阳代称他者。如元代著名学者、诗人虞集有言：“大德、延佑之间，称善书者，必归巴西、渔阳、吴兴。巴西谓邓文原，渔阳谓鲜于枢，吴兴谓赵子昂也。”（明代杨慎《墨池琐录》卷二）这元初三大书法家，皆以籍贯代称其人，其中，邓文原是绵州（今四川绵阳）人，绵州古属巴西郡（东汉至隋朝）；赵孟頫是浙江吴兴人。至于直接称鲜于枢为渔阳公者，记得明代著名收藏、鉴赏家李日华有过此称呼。

鲜于枢《跋王大令保母帖》

其实，鲜于枢不但是书法家，而且也是收藏家、鉴赏家，很多古代书画名迹多有他的收藏题跋，如唐代颜真卿《祭侄文稿》、五代杨凝式《夏热帖》、宋米芾《两三日帖》、宋蔡襄《谢御赐书诗表》等。西泠印社今年春拍会推出的《南宋宫廷旧藏西周重器国宝兮甲盘专拍暨中国青铜器专场》，其中的“标王”西周兮甲盘，是汉代到宋代期间出土的商周青铜器中唯一流传至今的瑰宝，曾归鲜于枢收藏过，此次拍得2.12亿元，创造国内古董艺术品拍卖新纪录。

鲜于枢为颜真卿《祭侄文稿》题跋

西周兮甲盘，曾为鲜于枢收藏

鲜于枢收藏品类很杂，其中赏石也有涉及，这为他是《渔阳公石谱》作者提供了佐证。如明代林有麟《素园石谱》（卷三）有“小钓台”图绘，鲜于枢有题诗咏之：“拾得严陵小钓台，自然汉水洗尘埃”云云，诗人杨维桢有和其韵诗一首，此石明代曾归吴门书画家沈周收藏。

明代《素园石谱》书影

由上可见，渔阳公应该就是鲜于枢。《渔阳公石谱》，有可能是时人根据鲜于枢的口述笔录下来的，所以难免有错讹之处。这应该是赏石文化史上的重要一页，由此，鲜于枢作为元代重要赏石家浮出了水面。至于鲜于枢是如何知晓米芾有“相石四法”，“相石四法”后来又是如何演进的，这又是一篇烧脑的文章了。

值得一提的是，1989年4月，在杭州苗圃内发现了鲜于枢墓，随葬品出土笔饰、铜印、端砚、青瓷、铜镜等文物共14件。其中两枚铜印均为篆书白文，一印为三行六字，印文为“鲜于枢伯几父”；另一印二行四字，印文为“伯几印章”。现收藏展示于杭州历史博物馆。史载鲜于枢曾经在杭州西溪建霜鹤堂。显然，鲜于枢终老于杭州。

鲜于枢墓出土的铜镜砚台（王志刚摄）

杭州历史博物馆展示的鲜于枢墓出土文物（王志刚摄）

始发于微信公众号：石界

作者：俞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