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赏石研究与新史料

唐周昉《调琴啜茗图》局部，美国纳尔逊美术馆藏

我在《中国古代赏石》一书中曾经提出两个问题：“唐代赏石是怎样的和为什么是这样的？”前者是“知其然”的问题，后者是“知其所以然”的问题。二十年过去了，我在拙著中给出的答案既没有被推翻也没有进一步被印证。然而，支持这一答案的基础在过去二十年里实际上已经发生很大变化。无论是发现史料的手段（例如互联网）还是新发现的史料都已经与二十年前不可同日而语。

首先就文献而言，当年写作《中国古代赏石》时，我主要依靠的是《全唐诗》和《全唐文》等文献。二十年来，不仅《全唐诗》和《全唐文》有了大量的补遗、辨伪、校订、考证，使其内容极大地充实起来，而且新整理出版了大量的敦煌文献、域外文献、石刻文献，特别是石刻文献极为丰富。所有这些文献资料都是我写作《中国古代赏石》一书时未曾触及的。

其次就绘画而言，当年写作《中国古代赏石》时，我主要依靠的是国内外馆藏并且发表的绘画资料。二十年过去了，不仅有更多的绘画资料被发表出来，而且也有更多的绘画资料被发现，例如陕西唐代贵族墓出土的“墓葬壁画”，新疆、甘肃等地发掘的唐代“石窟壁画”，各地寺庙修缮过程中在后代壁画底层发现的唐代“寺观壁画”，各地考古发掘出土的“屏风画”以及陶瓷、铜器等“器物画”。如果考虑到殿堂、庙宇等处的壁画和屏风画是唐代画家主要绘画手段，而不是卷轴画，那么这些绘画作品应该成为主要的研究对象。虽然有学者认为以壁画为主的佛教绘画与世俗绘画之间有着严格的界限，但巫鸿以“敦煌唐代壁画中出现帝王形象”这一实例予以反驳。盛唐以后，世俗题材的日益兴盛也会使更多的生活场景绘入画面。因此，我相信，仔细观看这些绘画作品一定可以发现有关唐代赏石的形象资料。

最后就实物而言，当年写作《中国古代赏石》时，我没有发现任何唐代遗存的赏石实物，今天依然没有任何唐代遗存的赏石实物发现。我最近询问好友俞莹，是否知道有哪些可以确认为唐代的赏石遗存。他立即回复“滁州菱溪石”并传来他早年写过的一篇文章。欧阳修庆历五年（1045）知安徽滁州，走访琅琊山菱溪时发现有大石，传为唐末滁州刺史刘金旧宅所弃，遂遣人运至“丰乐亭”并作《菱溪石》为记。此石后于清光绪年间移至醉翁亭院内“意在亭”侧。欧阳修见此石之时上距唐亡已有百年，下距光绪迁移已有千年，因此难以断定此石为唐代遗存，更难以断定此石为欧阳修所见之彼石。传说而已！但从这块“菱溪石”的造型来看，“稍呈菱形”（俞莹语），非常符合我在《中国古代赏石》中总结的“端庄的”唐代赏石形象，倒使我窃喜一番。赏石其实是最经久不衰的文物了，“唐石”既不可能消失，也很少被损毁，它一定藏匿在大江南北的某个角落或某处地下。随着旅行的发达以及更深入细致地检索地方志和古代笔记，我相信一定会有“唐石”被发现并且被确认。

新史料的发现从来都是历史研究发展的重要动力。王国维曾说：“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见。”赏石历史的研究也不例外。实际上，拙著《中国古代赏石》即使在利用当时已有文献资料和形象资料上也并未达到令人满意的程度，不仅文献检索不足，未加详考，而且绘画也解读不够，未加深究。如此发为弘文，总不禁让我想起钱钟书“凿空索引”之揶揄。因此，我不仅期待我在拙著中就唐代赏石所表述的结论能够在新的史料基础上获得验证，也期待人们对唐代赏石形象有更深入、全面的认识。

原文始发于微信公众号（丁文父）：唐代赏石研究与新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