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的赏石比较“端庄”(下)

唐代的赏石比较“端庄”(下)

题头插话:南岳有巨石,平坦如台。唐代高僧希迁结庐而居,人称“石头和尚”,创禅法二宗之一“石头宗”,触目为道,“会万物以成己”。此巨石,一合“端庄”,绝非“料戾”之作,二合东瀛石文化——中国石文化正宗之遗存?

续前篇:我们再看文化的影响。

唐代顾非熊《题王使君片石》是一首意味深长的诗,诗曰:“势似孤峰一片成,坐来疑有白云生。主人莫怪殷勤看,远客长怀旧隐情”。探究赏石所见的文化影响就象是探查“旧隐情”一样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在唐代的文献中,欣赏的取向和选择的标准从来没有被明确地界定和记录;从零星资料中发掘的涵义往往是飘忽不定的。尽管如此,我们仍然知难而进,力图通过仔细的辨认和小心的推断而对赏石形成中文化的影响有所认识。

首先可以明确的是,赏石的欣赏取向不在其实用价值。白居易就说,太湖石“天姿信为异,时用非所任。磨刀不如砺,捣帛不如砧”;陆龟蒙也说,石或裁基栋宇,或剖出温瑜,而“今之洞庭者,一以非此选。槎牙真不才,反作天下彦”。“俗用无所堪,时人嫌不取”的赏石之欣赏取向完全在於心理价值,白居易对此有明确的说法,即石之欣赏在於适意。《太湖石记》有云:“古之达人,皆有所嗜。元晏先生嗜书,嵇中散嗜琴,靖节先生嗜酒。今丞相奇章公嗜石。石无文无声无臭无味,与三物不同,而公嗜之何也,众皆怪之,走独知之。昔故友李生名约有云,苟适吾意,其用则多。诚哉是言。适意而已,公之所嗜可知之矣”。如果说,石的欣赏就是为了满足这种“意”,那么这种“意”又是什么呢?白居易诗《太湖石》也曾问道:“何乃主人意,重之如万金。岂伊造物者,独能知我心”。

我们仍然看白居易是如何解释的。《太湖石记》云:“三山五岳,百洞千壑,罗缕蔟缩,尽在其中;百仞一拳,千里一瞬,坐而得之,此所以为公适意之用也”。对於白居易,赏石“意”在游山,山岳是石的欣赏所在,这就是白居易的欣赏取向。实际上,具有这种欣赏取向而持赏石游山观者不仅白居易一人,许多人都是将赏石与游山相联系的。韩愈《和裴仆射相公假山十一韵》云:“公乎真爱山,看山旦连夕。犹嫌山在眼,不得着脚历。枉语山中人,丐我涧侧石”,姚合《买太湖石》云:“我尝游太湖,爱石青嵯峨”,“置之书房前,晓雾常纷罗。碧光入四邻,墙壁难蔽遮。客来谓我宅,忽若岩之阿”,杨巨源有诗《秋日韦少府厅池上咏石》云:“一片池上色,孤峰云外情”,李咸用有诗《石版》云:“高人好自然,移得它山碧”。从这些诗作中可以明显地感觉到诗人在石中所寄托的深厚的山岳情结。石对山的关系是如此之紧密,概括和象征是如此之强烈,以致异化随之发生:石可以取代山,而真的高山大岳倒不必亲临游历了。李德裕有诗《题罗浮石》道:“名山何必去,此地有群峰”,齐己《谢主人石笋》也说:“从此频吟绕,归山意亦休”。葛兆光就曾指出:在中国古代思想世界中,象征有时竟取代了事实,成为意义之所在,而人也往往被自己所创造的象征制约了(参阅葛兆光《七世纪前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由此进一步表明,石的欣赏就是山岳欣赏。既然赏石意在游山,“仁者乐山”,赏石寄托了浓郁的山岳情结,那么为了满足这种情结,赏石从形态上就要与山岳形似。这就是为什么唐代很多赏石采取了山岳的形态。

为什么唐人有如此浓郁的山岳情意?唐诗中有一些富有道家意味的作品,例如李德裕《题寄商山石》:“绮皓岩中石,尝经伴隐沦。紫芝呈几曲,红藓閟千春”,又如太和九年夏,有山客赠白居易磐石,《磐石铭》云:“坐待禅僧,眠留醉客。清冷可爱,支体甚适”。这使我们很容易联想到中唐以来道禅的盛行,已有的研究也多将山岳情愫追溯到其背後隐蔽的早期有关仙境的神话。《山海经》等记仙山,一曰岱舆,二曰员峤,三曰方壶,四曰瀛洲,五曰蓬莱;《太平广记》记罗山,“忽海上有山浮来相合,是谓罗浮山,有十五岭,二十一峰,九百八十瀑泉洞穴,他山无出其右也”;《十洲记》记昆仑山,“真官仙灵之所宗,品物众生,希奇特出,皆在於此”。儒教很早以来对於山岳情意便有类似的提问而不同的答案。《艺文类聚》引《论语》云:“仁者乐山”,《韩诗外传》云:“仁者何以乐山?山者万物之所瞻仰也,草木生焉,万物殖焉,飞鸟集焉,走兽休焉,吐生万物而不私焉,出云导风,天地以成,国家以宁,此仁者所以乐山”。讨论这些深刻的思想渊源已经超出本文的范围,我们只好就此作罢,对此问题有兴趣的读者可参阅有关的著作。

一旦欣赏取向山岳,选择何样的山岳形态便取决於认知和审美两个方面。从认知方面来说,唐代的人对於山岳的复杂形态已有充分的认识,这从画论中有关山岳形态的各种名称中可略见一斑。盛唐王维《山水论》云:“平夷顶尖者巅,峭峻相连者岭,有穴者岫,峭壁者崖,悬石者岩,形圆者峦,路通者川。两山夹道名为壑也,两山夹水名为涧也,似岭而高者名为陵也,极目而平者名为坂也”。五代荆浩《笔法记》又云:“尖曰峰,平曰顶,圆曰峦,相连曰岭,有穴曰岫,峻壁曰崖,崖间崖下曰岩,路通山中曰谷,不通曰峪,峪中有水曰溪,山夹水曰涧”。这种复杂的知识必然会丰富有关赏石形态的认识,也就有助於赏石的选择。从审美方面来说,虽然山岳的形态有万万千千,但妙在嵌空,贵有气势,因此赏石仅取“嵌空”和“气势”而为之,以有限的实体最完美地表现所谓崇山峻岭和洞天福地。“所奇者嵌空”,嵌空剔透是当时的时尚,因此以嵌空剔透为特征的太湖石便成为当时公认的上品。白居易《太湖石记》记丞相牛僧孺藏石有言:“石有族聚,太湖为甲”。这种时尚在唐代流行广泛并多少有些过分,以致晚唐张彦远评绘画之石,认为嵌空有余,“务於雕透,如冰澌斧刃”。气韵生动也是这一时代的风貌,因此当石在绘画中被表现得气势不足时也招致张彦远的责难:“无生动之可拟,无气韵之可侔”。这种对气势的重视正是自六朝直到唐代为谢赫、张彦远等人不断推重的所谓绘画六法之一,王维甚至明确指出从位置经营气势:“主峰最宜高耸,客山须是奔腾”。这些认识对於赏石的欣赏应有积极的影响。

从唐诗来看,还有许多赏石并非意在山岳而是意在品德,也就是说,许多欣赏取向於“德”而非取向於“山”。许多诗人都是将赏石与品格、德性相联系的,以石象征和比喻坚强、秉直、忠贞的品德,因此石的欣赏成为品德的欣赏。质地坚硬的赏石标识性格的坚贞,取“石可破也,不可夺其坚”之意,例如王贞白《依韵和干公题庭中太湖石二首》:“岁寒终不变,堪比古人心”,《太湖石》:“一片至坚操,那忧岁月侵”。亭亭孤立的赏石标识性格的秉直、孤傲,例如李德裕《海上石笋》:“忽逢海峤石,稍慰平生忆。何以慰我心,亭亭孤且直”。紧密依附的苔藓象征忠贞不渝,例如刘长卿《题曲阿三味王佛殿前孤石》:“迥出群峰当殿前,雪山灵鹫惭贞坚。一片孤云长不去,莓苔古色空苍然”。此外,以石性磊落比喻君子高奇者如皎然《灵澈上人何山寺七贤石诗》:“七石配七贤,隐僧山上移。石性殊磊落,君子又高奇”;以石形平直比喻道仙风骨者如施肩吾《金尺石》:“丹砂画顽石,黄金横一尺。人世较短长,仙家爱平直”。由此便可以理解为什么唐人会热衷形状规整、坚实的赏石以及依附其上的苔藓。

唐代赏石中以玉为比的深刻原因也与品德取向有关。玉是“石之美”者,玉有“五德”,中国自古以来就以玉比喻清洁美善:“玉山”比喻仪容之美,“玉色”比喻操行之优,“玉音”比喻言辞之敬,“玉立”比喻气节之坚。因此玉成为衡量石之质地的榜样,石向玉看齐故有“似玉者砆石”、“次玉者夆石”之别。宋程大昌《演繁露》又云:石“能超出常石之上得与真玉为比,岂非石类之卓然秀异者乎”。这种玉质般的赏石固然表示质地的优良,更重要的是文人士大夫借用自然易得的石来表达珍贵的玉所具有的优良的品格和德性,赏石质地的优良因此也就寓意品格和德行的高洁。石的这种“似玉”的倾向是始终是影响赏石选择的重要因素。

赏石的体量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一个与文化相关的问题。唐代赏石的体量以中型为普遍,这是因为绝大多数赏石都摆置在庭园之中。隋唐时期,单独置立的赏石在园林中已经普遍使用了,即使“风流薮泽”之地也会有赏石摆置。孙棨《北里志》有云:平康里中曲“堂宇宽静,各有数十厅事,前後植花卉,或有怪石盆池,左右对设”。白居易、刘禹锡、牛僧孺三人共咏的那尊奇状绝伦的太湖石就立置在庭园之中,诗中有“来荣卿相庭”和“置向相庭隈”之句;李德裕建平泉山居,“得江南珍木奇石,列於庭际”;牛僧孺将僚吏“钩深致远,献瑰纳奇”之太湖石於“东第南墅,列而置之”;白居易甚至将友人之石借置庭中并作诗道:“借君片石意如何,置向庭中慰索居”。石使满园生辉,故有诗“蕴玉抱清辉,闲庭日潇洒”、“当轩乍骈罗,随势忽开坼”之句。此外,唐诗中也有诗句记述小型的赏石,而这些小型的赏石大都多列於斋、堂之中。唐彦谦《片石》有句:“小斋庐阜石,寄自沃洲僧”、无闷《寒林石屏》:“草堂无物伴身闲,惟有屏风枕簟间。本向他山求得石,却於石上看他山”。

赏石处於人的生活环境之中,当它遍及生活环境的各个处所时,其体量就要与周边环境的容积相协调。其中的道理很简单:石与人共居一室就不能太大,共处一园也就不能太小。正所谓“孤岩恰恰容幽构,可爱江南释子园”。此外,赏石体量的适中有时还因为其连带或附加的实用功能,例如白居易《双石》所云:“一可支吾琴,一可贮吾酒。峭绝高数尺,坳泓容一斗。五弦倚其左,一杯置其右”;《磐石铭》亦云:“客从山来,遗我磐石。圆平腻滑,广袤六尺”,“置之竹下,风扫露滴。坐待禅僧,眼留醉客。清冷可爱,支体甚适。便是白家,夏天床席”。当石具有这些实用功能时,小则不适,大则不当,居中便是理所应当的。

作为本章的总结,我们有必要指出,唐代赏石作为一种艺术表现形式,它不能脱离唐代的艺术氛围而必然受其浸染、影响。唐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艺术气象恢宏的时代。唐代的绘画风格从初唐至盛唐渐由繁丽谨严的密体过渡到活泼柔和的疏体,线条愈加自由奔放,形象趋向圆润丰腴,呈现出更强烈的活力和动感,而追求淡泊之意的文人画与山水画则在道禅思想的影响下伴随唐朝的衰败而产生。以造像为代表的唐代雕塑以体态丰满端庄、性情敦厚睿智为特征,不仅能於娴静表现庄重,而且能在身体的扭曲中以柔软流畅的线条表现劲健有力的变化和硕壮雄强的动感,具有以写实表达人性及其内在美的倾向。所有这些艺术气息与我们从唐代资料中所见的赏石的整体风格如造型端庄、气势生动的美感是全然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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