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山”字镜到石假山

即将于明日（8月31日）落幕的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 “万物毕照——中国古代铜镜文化与艺术”展，是今年4月清华大学建校110周年庆典系列展览之一，400余面历代铜镜精品，荟萃了清华大学1958级校友王纲怀先生的部分捐赠，以及多家文博机构和私人藏家的精彩藏品。印象之中，这是历次铜镜展中规模和品级最高的一次，不但具有系统梳理，也有许多稀见珍品，让人大开眼界。

“万物毕照——中国古代铜镜文化与艺术”展内景

西汉“游中国”铭镜，颇为罕见

如战国铜镜数量最多的代表性品种“山”字纹镜（《故宫铜镜图典》封面选用的就是一件战国早期“四山纹镜”），展出就不下二十余件。“山”字纹镜有方、圆两种形制，方形较为少见。主题纹饰为“山”字，有三山、四山、五山、六山等之分，其中三山、六山较为少见，大多有云雷纹、羽翅纹等作地纹，以变形花叶、柿蒂、竹叶等纹饰作为中间纹。

“万物毕照——中国古代铜镜文化与艺术”展示的“山字纹镜”单元

战国“四山纹方镜”

比较特别之处在于，这个“山”字纹镜的“山”字，虽然与金文、大篆字体大体一致，但是，铜镜上都是一种变形斜体的“美术字”，主体减地双钩，山字上部三笔竖线呈现出左旋或是右旋的样式，旋转角度大体在45°之内。这大概是出于“排版”美观的需要。因为在圆形平面上，如果“山”字正襟危坐，那就缺乏灵动和装饰感，作成旋转状，一方面使得文字有了一种生动感，给人以一种围绕中心钮首作旋转运动状；一方面也使得文字成为了一种纹饰符号（“山”字本来就是一种象形）。

战国“花叶五山纹镜”

战国“六山纹镜”，直径达27厘米

战国“变形四山纹镜”山字中间竖笔多出一笔，颇为罕见

不少学者不解其故，推测这是一种纹饰的提炼，如古蛙纹、勾连云雷纹、日纹、火纹，有的称其为丁字镜、T字镜等。其实，从一些“山”字镜纹饰中有走兽出没其间可以佐证，这确实是“山”。

战国“四山四兽纹镜”

战国时期，铜镜为何频繁出现“山”？这应该与上古时代以来流行的山岳崇拜有关，也与当时儒道两家对于山岳观照的全新阐述有关。

山岳崇拜起源于远古的巫术，最早是带有宗教意味的祭祀活动。到了春秋战国时期，登山祈福的习俗流行开来。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和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分别从道德和情感的角度，开创了“山水比德观”和“山水比情观”。孔子的“知者乐水, 仁者乐山。知者动, 仁者静。知者乐, 仁者寿”，用伦理的眼光看待山水；老子的“人法地, 地法天, 天法道, 道法自然”，庄子的“山林与，翱壤与,使我欣欣然而乐与”的“逍遥游”思想，以崇尚自然、顺应天性的情感观照山水。从此，山岳意象有了新的诠释。

大致在战国时期，人们心目之中的山岳形象，开始从膜拜向亲近过渡，也更多地被赋予了象征意味。如大致成书于春秋中期的《诗经》，就有一些山岳的描绘。《诗经·小雅·鹿鸣之什·天保》“九如”之一“如南山之寿，不骞不崩”，《诗经·小雅·甫田之什·车舝》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等等。

值得一提的是，战国时期的中山国。这是唯一一个带有“山”字的诸侯国，因城中有山，故名中山。关于“山”形纹铜镜的起源，也有“楚伐中山”所获器形一说（程如峰《从山字镜谈楚伐中山》）。

中山国（公元前414年—前296年）是由北方少数民族白狄的鲜虞部落所建，国土嵌在燕赵两国之间，称王于太行山麓，曾长期被视为中原诸国的心腹大患，在“战国七雄”之外诸侯国中实力最强，持续时间较长，但可能由于统治者为少数民族，史载缺略，曾经长期鲜为人知。只是随着上世纪七十年代考古发掘，中山国墓葬中出土了两万余件工艺精湛的文物，才开始为今人所瞩目。

中山国“错银铜双翼神兽”（河北博物院藏）

从公元前506年，中山之名始见于史书，到公元前296年，中山国被赵国所灭，中山国虽然存在了二百多年，但对于后世影响颇为深远。如汉武帝刘彻的异母兄刘胜，被分封于中山国故地，仍沿用旧称为中山王（谥号靖，史称中山靖王。三国蜀汉刘备、唐代诗人刘禹锡等，皆称是中山靖王之后），其墓葬在今河北省保定市满城区陵山，满城汉墓是保存最完整、规模最大的以山为陵的墓葬，也是我国20世纪百项考古大发现之一，出土文物达一万余件，其中包括“金缕玉衣”“长信宫灯”“错金铜博山炉”等珍贵器物，反映了原来中山国所辖工艺技术制作之高水平。到了北宋，苏东坡曾经被贬定州（今河北保定）任知州，发现并命名了“雪浪石”。苏东坡还根据当地流传已久的“松醪”酒工艺，自酿并命名为“中山松醪”，传世有书法名迹《中山松醪赋》（今藏吉林省博物馆）

苏东坡书法《中山松醪赋》（局部）

中山国都城灵寿古城遗址，在今河北省石家庄市平山县三汲乡，建有中山王陵遗址博物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这里考古挖掘出土了大量精美的历史文物，包括迄今发现世界最早的建筑平面设计图“中山王墓兆域图”、碑碣的开山鼻祖“守丘石刻”等。其中，虽然铜镜中没有“山”字纹，但还是有一些与山有关的文物。

如“中山侯钺”，铸造于周威烈王十二年（公元前414年）中山武公主政之前，为一大型青铜钺（河北省文物研究所藏），孔刃之间竖刻篆书铭文两行：“天子建邦，中山侯㥯，作兹军钎，以敬厥众”。其中，“中山”两字格外清晰。这里的“中”字，由“上”、“下”、“戈”组成，带有守疆卫土的寓意。

“中山侯钺”拓片（局部）

中山国出土文物之中，最为独特和突出的，是“山”字形青铜翣，体现了一种庄重、威严和神秘，被认为相当于中山国的图腾和文化符号，也成为了河北博物院的标志，河北博物院常年辟有“战国雄风——古中山国”专题展览。整器呈山字形，山字上半部分由三个“圭”形器组成，两侧向下部内转成镂空回字纹，下部中间有圆筒形銎，可插于立柱，銎的前后两侧有方形楔孔。这种器物为中山国所特有，既是仪仗用物，也具备了兵器的功用。这种“山”字器物，也被人认定是“山”字纹镜的出典。

中山国“山”字形青铜器（复制品）

中山国人对于山的崇拜，还表现在一组“陶人俑拜山”。这是在冶铜炉作业坑边发现的一组七件陶器，六件为小山形陶器，一件为人物陶俑。据考可能是铸铜器的工匠在新炉升火冶铜时，对山神祈祷，保佑其出好成品。这也是最早出现的“拜山”实物。

中山国“陶人俑拜山”

汉代是铜镜制作和传世数量最多、制作水平最高的一个朝代，不过“山”字镜几乎一夜之间销声匿迹了。铜镜中偶见有带有“山”字铭文的神兽镜，铭文多带有登山祈福的意味，常见为太山、大山（即泰山）和华山，内容大同小异，如“上大山，见神人。食玉英，饮澧泉。驾交龙。乘浮云。宜官秩，保子孙。”“上华山，见神人。宜官秩，保子孙。食玉英，饮澧泉。驾非龙，乘浮云。”等等。泰山和华山，被视为神仙居住的地方，赋予了护佑官运、保佑安康的意味。这与当时出现的博山炉仙山形象相映成趣。

汉代“上华山”铭铜镜

博山炉出现于西汉时期，一直到两晋还很流行，是宫廷乃至民间常见的焚香器具，材质多见为青铜器和陶瓷器。按照明代周祈《名义考》（卷十二）的说法：“汉人始为博山炉，其制象海中博山，下盘贮汤，使润气蒸香，无今之炉也，所焚唯兰蕙。”炉体像酒器中的豆，上有盖，高而尖，呈山形，中镂空，有的雕有云气、人物及鸟兽，仿佛传说中的海上仙山“博山”。

汉代石雕博山炉（湖南省博物馆藏）

汉代博山炉频繁出现了仙山的形象。如上述满城汉墓出土的“西汉错金铜博山炉”，被公认为是汉代工艺最好的一件博山炉。这也是河北博物院的 “镇馆之宝”之一。这件博山炉，炉盘上部和炉盖铸出高低起伏的山峦，虎豹神兽出没其间，猎人巡猎山间，炉盖上因山势镂孔，用金丝和金片“错”出舒展的云气装饰着山峦，产生行云流水的艺术效果，设计之妙，工艺之精，令人叹为观止。

西汉错金铜博山炉（局部）

博山炉上这种山景的意象，往往使人联想到后世的山水画和石假山。一般认为，独立的山水画出现在魏晋时期，成熟于隋唐时期，园林中的石假山则起始于唐代，与成熟的山水画几乎是同步发展起来的。

如唐代铜镜正式出现了山岳的形象，是一种线刻图绘，如同山水画的表现。湖南省博物馆藏唐代长沙窑青釉褐绿彩山水纹罐，罐身四周绘有山峦高耸起伏状，纯为线绘，没有皴法，无疑是属于早期山水画的形式，山旁还有飞鸟相逐。仔细观察，其山峦造型颇似在西安中堡村唐墓出土的唐三彩假山水池，这座陶山子是一组唐三彩建筑院落模型之中的一件（陕西历史博物馆藏），假山山峰与水池相连，其造型类似博山炉盖上的山景。当时的陶砚，也有类似形制，如故宫博物院藏的十二峰陶砚就是一例。这与后世砚山（相传是南唐李后主所创制）的形式颇为相似（水池变成了砚池）。所以，砚山的样式或许来自石假山或是博山炉。这也是山的意象和语义，反映在案几供石上的最初形象。

唐代“五岳纹镜”

唐代长沙窑青釉褐绿彩山水纹罐

唐三彩假山水池

如果说，早期对于山岳的艺术创作，更多地带有图腾崇拜的意味，那么，至晚从唐代开始，有关山水的图像完全是属于审美范畴。从汉代博山炉的仙山，到唐代庭院的石假山，山岳已经完全发展成为人们畅神的对象。这个“美的历程”的时间跨度，长达六七百年之久。

原文始发于微信公众号（汇石融通）：【谈古说今】从“山”字镜到石假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