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斋隽友，石静而寿。

“高斋隽友——胡可敏捐赠文房供石展”于4月29日在上海博物馆正式对外开放，展期两个月。这是今年上海博物馆因新冠疫情中断开放以来的首个特展，也是古代赏石专题首次在国内国家级博物馆亮相。展览期间，并出版了《高斋隽友：胡可敏捐赠文房供石》画册，收录了旅美华人赏石收藏家胡可敏女士捐赠上海博物馆的78方赏石及相关艺术品。

高斋隽友——胡可敏捐赠文房供石展

正如胡可敏女士在画册《捐赠后记》所述的：“用中国人常说的‘墙内开花墙外香’来形容源自中国的供石在西方绽放、结果，一点也不为过。供石是中国人的‘品牌’。中国有热爱供石的历史，热爱供石的土壤、气候与养料，又有许多学者、文人、画家。我希望捐赠上海博物馆的这批供石的收藏、展出能使中国对供石的研究与探讨更上一层楼，使中国的供石之花在祖国更放异彩。”

高斋隽友——胡可敏捐赠文房供石展

早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供石（西方称之为“文人石”）就已经在欧美主流艺术界展览并引发学术界的研究，至今在伦敦大英博物馆、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等最高艺术殿堂内均有展示。

2012年，在巴黎吉美博物馆举办了中国艺术家曾小俊的供石收藏，并出版了图录《石境：中国艺术之微妙玄通》。可以说，中国“文人石”的抽象性特征给许多西方艺术家以启发，并提供了很大的创作空间。

石境：中国艺术之微妙玄通

但是，作为“文人石”发源地的主要博物馆（我曾经在青岛市博物馆见到过有崂山古石的展示），长期以来对于其展示和研究却付之阙如，极不正常。上海博物馆的此次供石展以及出版画册，可以说填补了空白，意义非同寻常。

高斋隽友——胡可敏捐赠文房供石展

胡可敏的藏石，受到了其父沪上知名的古董、供石收藏家和盆景制作家胡兆康的影响，特别是他的“独乐乐不如众乐乐”的思想，以及1994年9月捐赠毕生收藏的近百件供石、山石盆景给上海古猗园（至今供置于清代建筑翠霭楼中的“顽石斋”）的义举，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影响，使得她时隔20多年以后慨然捐赠这批藏石。

胡可敏旅居美国波士顿30多年，是西方颇有影响的“文人石”收藏家和鉴赏家，至今已经出版了数部有关英文专著，在西方世界积极推介中国“文人石”收藏与鉴赏。

此次捐赠的大部分藏石，收录于《The Romance of Scholar’s Stones: Adventures in Appreciation》（《顽石山房藏石心路》）一书，如英石“‘襄阳无语’铭研山”就是该书的封面石；有的藏石还收录于国内出版的《中华古奇石》一书，如灵璧石“‘三峰伴月’研山”。绝大部分是近几十年在国内各地购藏的，也有一部分来自海外藏家，如菊花石《一花独放》，就是美国已故著名“文人石”收藏家理查德·罗森布鲁姆的藏品。

英石“‘襄阳无语’铭研山”

此次特展分为“慕古追邈——追寻古石之路”“采瑰第品——供石的识别与欣赏”“模形范质——有趣的类石清供”三个单元，展览的石种包括“四大名石”在内的古代赏石，其中以出自山东的古青州石（包括今称的博山文石）最多，还包括陶、铜、玉、木等其他材质制作的类石清供，均有原配或旧配座架，一些供石上还有前人题刻，极富观赏和收藏价值。

“模形范质——有趣的类石清供”单元

值得一提的是，除了第三单元“模形范质——有趣的类石清供”因为属于工艺美术范畴，藏品都有年代标注外，其他两个单元的赏石均无年代标识。

这可能是因为：一方面古石的断代非常之难，争议很多，带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其涉及的有关知识既广又杂，目前博物馆没有相应的专业人士；另一方面，也说明了馆方对于古石断代的谨慎，也就是多闻阙疑。胡可敏女士也不希望在不确定的情况下给供石草率断代。

菊花石《一花独放》

比如，判定古代供石的依据，包括皮壳（俗称“包浆”）、木座和铭文等要素。石表包浆虽旧，但很难有一个量化标准，它虽然与传世年代远近有关，更与盘玩时间的长短有关，很难确切判定藏玩年代。

再说木座，虽然是旧座，是否是原配也不太好判定，更多的旧座制作年代要远远晚于石头的赏玩年代，而且按照时代风格来判断木座制作年代也会出错，因为清代（或是民国）也可能做成明代式样。此外，有的旧座是被挪用的，如鲁作木座，很多其实原来是现成的供桌案几，上面雕琢落榫后即可置石，是否原配很难判断。

博山文石《一览众山小》

尤其是铭文，这是古石作伪的“重灾区”，几乎绝大部分供石相关的所谓名家题刻，很难有历史文献相印证。如以此次上博助展的一方馆藏“清·高凤翰铭‘小方壶’石”为例。这方古石堪称上海博物馆的看家藏石，至少曾经两次出展，也是促成胡可敏女士捐赠藏石的动因之一。这方古代崂山绿石，其包浆滋润，上有清代“扬州八怪”之一高凤翰名款的刻铭“小方壶”，落款为“丙寅秋南阜（高凤翰号南阜）左手制”。底座则为现代所配，上有海派书画大师吴湖帆的题刻，原为著名收藏家钱镜塘之藏品。

但是，这方藏石在现代之前的传承纪录缺失，也缺少高凤翰本人的相关纪录佐证。（按丙寅或为乾隆十一年，1746年，高凤翰时年61岁，其时他在多年流寓扬州等地后退居家乡胶州三里河村，过着清贫的晚年生活）。按照“二重证据法”，孤证不立，故无法判定就是高凤翰的藏石。

清·高凤翰铭“小方壶”石

高凤翰一生爱石癖砚，也喜好画石，此次上博就提供了一幅他的画石册页，不少传世的古代砚石和崂山绿石，多见有高凤翰的名款，优劣不一，真伪难辨，真正能够与书证相符的百无有一。也就是说，至少在当时及后世，有不少仿冒其名款的物件（古玩界称之为“老冲头”），这方“小方壶”石也并不能排斥在外。

灵璧石“‘项子京’铭研山”

古代直至近代，古董旧物喜好“傍名款”的不计其数，有的是出于一种仰慕，就如清代瓷器中的“寄托款”，更多的则是出自一种射利。如胡可敏捐赠的一方灵璧石“‘项子京’铭研山”，前后刻有诸多名家题款，除了明代著名收藏家项元汴之外，还有米芾、虞集等名家款以及“宝晋斋”等铭刻。这方奇石虽然背部留有石根——表明是原石，而且底座也是旧配，整体石表包浆滋润，古意盎然，但稍作分辨，其正面的造型、轮廓以及肌理都是加工出来的，细加分辨，这些名款应该属于一种“寄托款”。

类似“‘项子京’铭研山”灵璧石这样动手较多的古石并不多，更多的是局部修治雕凿扩洞等形式。自然石经过人为修治（非配座等外化活动）是否就成为了赏石艺术品，也是颇有争议的话题——这大概也是国内博物馆不“认可”其为古代艺术品的原因。

灵璧石“‘三峰伴月’研山”

就像是罗森布鲁姆那句有名的诘问一样：“（文人石）很像现代抽象的雕塑。我曾经想，现代百科全书式的图书馆和现代艺术世界曾努力接纳和包容一切艺术，为什么这些图书馆和艺术世界如此彻底地和无法解释地将奇石拒之门外？”因为作为艺术品，应该是一种“有意味的形式”，而古代赏石的加工，主要还是一种局部修治，局限于还原到一种“理想的自然”或是“心中的自然”，而不是一种真正意义的“创作”。

不过，虽然古代赏石断代十分不易，但其观赏和收藏价值并非仅仅是与赏玩年代或是收藏主人有关，而是应该与它所传达或是表现出来古人的一种师法自然的情怀、道禅无为的观念等有关，这是它源自自然而又高于自然的价值所在。

我想，这也是上海博物馆慨然接受胡可敏女士捐赠的古典文房供石并予以展示的意义所在。

原文始发于微信公众号（宝藏杂志）：高斋隽友，石静而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