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莹：米芾的赏石朋友圈！

米芾的赏石交友圈，比起他的书画朋友圈要小得多，能够查证的史料非常少。

即使是米芾本人的赏石经历，真正实锤的，其实也非常少，很多为后人附会。

包括所谓的“相石四法”是否是米芾所创，也是存疑。

比如有个流传较广的故事，米芾任涟水军使时，因为地接灵璧（距离有四五百里路），好比老鼠掉进米缸里，好石废事。

巡察使杨次公前往“纠偏”，结果没想到不但没有说服米芾，反而自己也被美石所打动，夺石而去。

安徽无为县米芾纪念馆庭院的“石丈”

这则轶事，源自《宋稗类钞》。这本小说笔记类丛书作者，是清初江苏常熟的潘永因，书前有康熙八年（1669年）著名文学家李渔撰序。

在《凡例》中作者提到“兹编尽采稗史，其或有正史一二间出者，以事载稗编，故亦加采择，虽事同而文实异也”。

但是，该书中的绝大部分事例，并没有注明援引出处，也不太注重。

史料的真实可靠性存疑。有的史料甚至是道听途说的，不能当做信史来读。

清代《钦定四库全书》提要，就称此书“惟皆不著所出，是其一失。盖明人编辑旧文往往如此”。

这则米芾好石废事的故事，早在明代已经广为流传（明末文学家张岱《夜航船》卷十二宝玩部·灵壁石中有类似记载）。

虽然人们耳熟能详，但我很怀疑是明人编出来的。

现代胡若思《元章拜石》（枕石斋藏）

杨次公名杨杰，安徽无为人，是北宋有名的居士，精通佛法和音律。

从其仕宦经历来看，“元丰中，官太常者数任”，“元祐中，为礼部员外郎，出知润州，除两浙提点刑狱”。

宋代并没有巡察使或按察使之职，提点刑狱有点类似按察使，但杨次公任职于两浙，与江苏涟水毫不相干。

而且，米芾任职涟水军使是在绍圣四年（1097年），要晚于杨次公任职两浙提点刑狱的时间。由此可见，杨次公在涟水军“监察”米芾的故事不可能发生。

米芾《伯充帖》（台北故宫藏）

笔者曾经查阅过杨次公的文集《无为集》，其中并无与米芾相关的诗文，包括米芾的诗文中也没有杨次公的讯息。由此可见，两人应该没有交集。

米芾晚年曾经任职过无为知军，拜石的故事就发生在这里，而杨次公是无为人（自号“无为子”），两者是否因此而附会“发生关系”，不得而知。

不过，米芾在涟水军使两年时间里，虽然与杨次公并无交往，但似乎确实已经与（灵璧）奇石结缘了，后人多将此作为米芾玩石之起点。

如明代王思任在为好友米万钟作《米太仆家传》（《谑庵文饭小品》卷四）中提到，米万钟“性喜石，慕其家涟城风，故号友石”。

所谓“涟城家风”，就是指米芾曾在涟水军使玩赏奇石的经历。

关于米芾爱石的事迹，有两个标志性的事件。

一是其书法名迹《研山铭》，据考作于崇宁元年（1102年）。二是拜石故事，发生在其任无为军知军时，应该是崇宁三四年间（1104～1105年）。

两者都是米芾晚年的事，也在米芾涟水军使任以后。

米芾《研山铭》

米芾最早接触到奇石，应该是熙宁四年至六年（1075～1077年）其任浛洸尉时。浛洸即今广东英德西北，这里是英石的产地。

照理米芾应该可以接触到英石，但是，米芾在浛洸尉任期间并没有有关赏玩（英德）奇石的记载，或许是因为他当时不过是二十出头的小伙子，交游不广，涉世尚浅。

米芾在浛洸所书“宝藏”碑拓

不过，这段经历应该对于他以后的赏石活动留下了难以抹灭的影响。

期间，他游历过广州南汉国宫苑遗址“药洲”，浏览了九曜石遗存，并留下了《九曜石》题诗。

广州“药洲遗址”全景

“药洲遗址”之“仙掌石”（左），

留有米芾熙宁六年（1076年）题诗《九曜石》

一直到清代初年，吴绮撰、宋俊补《岭南风物记》一书，在英石之目有一段米芾的记载（宋俊增补）：

“研山之玩创自南宫。按浛洭县自英德溯流而上，西去百有余里，元章作尉于此，袖中把弄，实浛洭所产。后因其地并入英德，世人遂误传为英石，而市估所售，皆赝物也。余尝三过浛洭，览其遗址，元章‘墨池’大字犹在焉，惟研山杳不可得。询之土人，以溪流暴涨，必俟秋深水涸，于沙坑淘取，所谓‘脱沙’者是也。”

这里提到浛洭所产的奇石，并非是英石，而是产于溪流之中的石头，也是别有一说，《四库总目提要》称之为“亦前人所未发”。

关于米芾在涟水军使时玩石的故事，确有物证存留于后世。

据明代鉴赏家陈继儒《妮古录》卷二载，“吴伯度家有灵璧石，高七尺、阔五尺。后刻元章题云：元符元年（1098年）二月丙申米芾题。又有篆云：‘泗滨浮玉’。”

据考，“泗滨浮玉”灵璧石，当初被米芾供置于涟水军治园“瑞墨堂”前。

南宋开禧二年（1206年），文学家岳珂（岳飞之孙）途经涟水，他对于米芾书艺十分服膺，非常留意收集其诗文书翰，曾经将搜集到的米芾书法刻成《英光堂帖》、米芾的诗文编成《宝晋英光集》。

岳珂在“瑞墨堂”故址见到这方“泗滨浮玉”灵璧石后，将其带到镇江北固山宅居“研山园”，后又安置于嘉兴别业“金陀坊”。

明代万历年间，“泗滨浮玉”归嘉兴收藏家吴伯度，不久后被米万钟购藏，成为米万钟京师湛园“古云山房”的藏宝。

据清初孙承泽《春明梦余录》卷六十五记载：“古云山房，米太仆万钟之居也……一青石，高七尺，形如片云欲堕，后刻‘元符元年二月丙申米芾题’，又有‘泗滨浮玉’四篆字。”

清代以后，米万钟园墅荒废，“泗滨浮玉”一度被人遗弃在北京城南昆卢庵井中。嘉庆十九年（1814年）被好事者取出，安放在城北都察院署中。清末民初湮没，竟不知所终。

米芾和杨次公虽然不是一个朋友圈，但他们俩有不少共同的朋友，其中最有名的莫过于苏东坡了。

苏东坡与米芾亦师亦友。苏东坡比米芾大15岁，两人交往颇为密切。

虽然爱好趣味与米芾相似，但苏东坡与米芾有着不同的收藏观，他以为：

“君子可以寓意于物，而不可以留意于物。寓意于物，虽微物足以为乐，虽尤物不足以为病。留意于物，虽微物足以为病，虽尤物不足以为乐。”

而米芾不但留意于物，甚至有点颠狂病态，看到爱物百般索取，不达目的誓不罢休。他在回答一位欲得其藏砚的友人书帖中这样写道：

“辱教须宝砚，去心者为失心之人，去首者乃项羽也。砚为吾首，谁人教唆，事须根究。”

视藏砚若生命。

故所谓他在涟水军使任时以袖中奇石“贿诱”杨次公一事，也是不符合米芾的性格的，断然不会发生。

明末清初藏书家姜绍书就这样认为：“元章（指米芾）袖中石，岂可令杨次公见乎”（《韵石斋笔谈·金罍》）。

宋神宗元祐元年（1086年），驸马都尉王诜（也是著名画家）邀请好友苏东坡、蔡天启、李端叔、苏辙、黄庭坚、李公麟、米芾、晁无咎、张文潜、郑靖老、秦少游、陈碧虚、王仲至、圆通大师、刘巨潜等共16位文人名士在其汴京宅第花园西园聚会。

会后，李公麟作《西园雅集图》，米芾撰写了《西园雅集图记》，“自东坡而下，凡十有六人，以文章议论，博学辨识，英辞妙墨，好古多闻，雄豪绝俗之资，高僧羽流之杰，卓然高致，名动四夷，后之览者，不独图画之可观，亦足仿佛其人耳！”

这便是有名的西园雅集。这也是米芾与苏东坡首次同台参与文人雅集。

《西园雅集图》画面之中，“其着乌帽黄道服捉笔而书者，为东坡先生”；“唐巾深衣，昂首而题石者，为米元章”，辨识度很高。

雅集主人王诜为“仙桃巾紫裘而坐观者”，他既是画家，也是收藏家。

苏东坡的“君子可以寓意于物，而不可以留意于物”的收藏观，就是熙宁十年（1077年）七月应邀为王诜所筑书画藏室“宝绘堂”所作《宝绘堂记》中的开场白。

清初理学家张伯行对此曾经高度评价：“书画虽可乐，其实与声色之好何异？寓意而不可留意，达观名言，可以醒世。”

王诜对于收藏爱物占有欲很强，比起米芾也不遑多让，比如他常常“借观”朋友的书画藏品而不还。

米芾在《画史》中曾经披露，“吾自湖南从事过黄州，初见公（苏轼）酒酣曰：‘君贴此纸壁上’。观音纸也，即起作两竹枝、一枯树、一怪石见与。后晋卿（指王诜，字晋卿）借去不还。”

也就是说，苏东坡曾经赠画给米芾一幅枯树竹石图——这也是画家最擅长的题材，结果被王诜借观后占为己有了。

难怪当王诜后来故技重施，向苏东坡借观爱石“仇池石”时，苏东坡巧与周旋，在朋友圈闹出了很大的动静，最后使得王诜未能得逞。

米芾初见苏东坡，就是在苏东坡被贬黄州期间。

元丰五年（1082年）秋，32岁的米芾在黄州雪堂见到了久仰的苏东坡，苏东坡以画相赠，并劝勉米芾书学晋人。两人后来常有交游，苏东坡对米芾多有奖许和提携。

元祐四年（1089年）六月，苏东坡过扬州访米芾。见到米芾一方湖口石钟山石所制的砚台，“因山作砚其理如云”，苏东坡十分欣赏，作有《米黻石钟山砚铭》：

“有盗不御，探奇发瑰。攘于彭蠡，斫钟取追。有米楚狂，惟盗之隐。因山作砚，其词如陨。”

其实，米芾平时交游最多的，还是刘泾和薛绍彭。两人与米芾一样均通晓书画、好奇尚古。

米芾生前好友蔡肇所撰《故南宫舍人米公墓志》中写道：“平生与游多天下士。蜀道刘泾、长安薛绍彭，好奇尚古，相与为忘形交。风神萧散，是其一流人也。”

刘泾，字巨济，号前溪，简州阳安（今四川简阳）人。擅画，为太学博士，官至职方郎中。

薛绍彭，字道祖，号翠微居士，长安（今陕西西安）人，官至秘书阁修撰，善品评鉴赏，书法与米芾齐名，人称“米薛”。

米芾在《答刘泾》诗中也曾经提到：“唐满书奁晋不收，却缘不自信双眸。发狂为报豢龙子，不怕人称米薛刘。”将三人并称为“米薛刘”。

其中，米芾和薛绍彭趣味相投，书艺相近，交往密切。米芾在《答薛绍彭》诗中，曾经提到：“世言米薛或薛米，犹言弟兄与兄弟”。

宋高宗甚至将“苏（东坡）、黄（庭坚）、米（芾）、薛（绍彭）”四人书法并称。

薛绍彭与米芾一样，也有石癖，沉湎于书画鉴赏之事，颇具慧眼。

他的《论笔砚间物》诗写道：“研滴须琉璃，镇纸须金虎。格笔须白玉，研磨须墨古。越竹滑如苔，更须加万杵。自封翰墨卿，一书当千户。”

据元末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六记载，米芾曾以一方南唐砚山与薛绍彭交易（估计是书画）。

米芾可气的是，“此石一入渠手，不得再见。每同交友往观，亦不出示，绍彭公真忍人”。

为此，米芾作有《怀南唐砚山》诗：“砚山不复见，哦诗徒叹息。唯有玉蟾蜍，向余频泪滴。”

元末陶宗仪《南村辍耕录》附图

“宝晋斋研山图”

崇宁元年（1102年），米芾对于这方砚山念念不忘，“笔想成图，仿佛在目，从此吾斋气秀尤不复泯矣”。

这便是米芾的书法名迹《研山铭》（附图“宝晋斋研山”为后人所摹）。

原文始发于微信公众号（宝藏杂志）：俞莹：米芾的赏石朋友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