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的赏石比较“端庄”（上）

我前几日问好友俞莹，是否知道有哪些可以确认为唐代的赏石遗存。他立即回复“滁州菱溪石”并传来他早年写过的一篇文章。欧阳修庆历五年（1045）知安徽滁州，走访琅琊山菱溪时发现有大石，传为唐末滁州刺史刘金旧宅所弃，遂遣人运至“丰乐亭”并作《菱溪石》为记。此石后于清光绪年间移至醉翁亭院内“意在亭”侧。欧阳修见此石之时上距唐亡已有百年，下距光绪迁移已有千年，因此难以断定此石为唐代遗存，更难以断定此石为欧阳修所见之彼石。传说而已！但从这块“菱溪石”的造型来看，“稍呈菱形”（俞莹语），非常符合我在《中国古代赏石》中总结的“端庄的”唐代赏石形象，因此我觉得其造型特征似可佐证其年代。

“美”是个非常麻烦的概念。钱钟书曾引用伏尔泰何谓美之问：“询之雄蛤蟆，必答曰‘雌蛤蟆是也’”。毛嫱丽姬之美，乃沉鱼落雁之丑，难有一定之规。但通常人们认为美是能引起愉悦情感的属性。与自然的平衡与和谐从远古以来似乎都被认为可以导致情感的愉悦，因此是美的。古希腊直到文艺复兴，则将任何“对称”与“和谐”都视为美的。唐代的赏石，从形象和文献资料来看，的确有着一种端正、稳定的特征，似乎颇与古希腊至文艺复兴之审美一致，而与宋代以后的赏石形象颇为不同。也许，唐人尚没有后人那种非常扭曲的心灵，根本无意于“凿穴为居”、“料戾彻鉴”，所以犯不上欣赏那些“歪七扭八”、“千疮百孔”的石头！

以下内容选自拙著《中国古代赏石》第一章“端庄的唐代赏石”。现在看来观点似乎可以经受过去20年的考验，因此转载于此（略有修改）。

根据形象资料和文献资料，我们可以将唐代赏石之形象特征作如下归纳。那些图文互见的特征显然更有可信度和说服力，但我们也指出不同资料所见的差异，以作参考。第一，从体量上看，唐代赏石大、中、小各种体量兼具，而从唐代文献看又以中型为普遍。第二，从形态上看，唐代赏石或为山峰形，或为动物形、人物形，或为规整体。在唐画中，山形石被描绘为具有稳定感的锥形，而在唐诗中，山形石的确切形象不甚明了，但更注重其精神气势；规整的赏石在唐画中被描绘为碑状，而唐诗中表现得更为多样，有柱状、板状和块状并且产生了“形瘦”的观念；虽然唐佚名《树下仕女图》所绘赏石略具动物的形象，但从唐画中很少见到如唐诗中所描述的那样生龙活虎的动物和人物形象的赏石。第三，从石表上看，唐代赏石的表面多有宏大的孔洞、曲折的纹理，“通透”和“皴皱”的观念已经形成；有关苔藓渍迹的歌咏屡屡出现在唐诗之中，成为唐代赏石的一项重要的欣赏内容。第四，就质地和颜色而言，虽然颜色对於石的欣赏并不十分重要，但是玉色清音般的质地是许多赏石不言自明的欣赏要求。最后，白居易有诗“苍然两片石，厥状怪且丑”。赏石中有“怪”或“丑”的造型，表明赏石美学中“怪”和“丑”的观念早在唐代就已经出现了。

唐代赏石为什么呈现出这样形象？使赏石形成上述形象特征的原因应该有两个方面：其一是自然的原因，其二是文化的原因。清人李光庭《乡言解颐》有言：“老嫩麤细，石质也，相度取材，人工也”。一座赏石的特质首先是在天然状态下形成的，因此自然过程中的各种因素都可以成为赏石形象的成因；另一方面，石头并非全然因其天然过程中形成的特质而成为赏石，赏石也不是随意从自然界中撷取的，“俗眼过几多所忽”（文同《富春山人》），它们总是经过欣赏者的选择和鉴赏而成为赏石，即至少经过目选和心识的过程，从而作为一种艺术和文化纳入欣赏和收藏的范畴。因此，欣赏者的欣赏取向和选择标准也是赏石形成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因素。换言之，造就赏石特质的是自然，而选择和理解赏石特质的是人。人的选择和理解又会影响或改变自然的造就，使赏石整体上呈现出不同於自然状态的形象特征。本章以後的内容会使读者发现，历史的变迁往往发生在文化方面，文化上的原因比之自然的原因更具有时代性，正是这些文化上的原因使赏石形象随历史的进程而改变，也正是这些文化上的原因，促成了“加工”作为一种人为的力量直接介入赏石的形成过程。

我们先看自然的作用。

从白居易《太湖石》和《太湖石记》以及其他作者如刘禹锡、牛僧孺、姚合、皮日休、陆龟蒙、吴融、王贞白等人的诗文中可以明显看出，前文所述的各种形象特质有许多体现在太湖石上。太湖石产生於江苏太湖，故名太湖石，有大量唐代诗文为证。皮日休言“太湖石”“出鼋头山”，鼋头山位於今江苏无锡之太湖北岸。陆龟蒙言“太湖石”，“今之洞庭者”，吴融有《太湖石歌》：“洞庭山下湖波碧，波中万古生幽石”，洞庭即洞庭山，有东西两座，位於今江苏苏州太湖之中。刘禹锡《和牛相公》云“震泽生奇石”，江苏太湖，《尚书禹贡》谓之“震泽”。姚合《买太湖石》云“我尝游太湖，爱石青嵯峨”，含义更为明确。白居易与刘禹锡曾身处姑苏而不获当地所产太湖石，也有“虚管太湖来”之叹。太湖石不仅采自周边，而且多采自太湖水中，这可以唐诗中大量记述的采捞过程为证。例如：刘禹锡《和牛相公》：“采取询乡耋，搜求按旧经。垂钩入空隙，隔浪动晶荧。有获人争贺，欢谣众共听”；吴融《太湖石歌》：“铁索千寻取得来”；皮日休《太湖石》：“求之烦耄倪，载之劳舳胪”；白居易《双石》：“万古遗水滨，一朝入吾手。担舁来郡内，洗刷去泥垢”等等。明确了太湖石产於太湖，我们就可以从太湖看太湖石的形成环境和过程。

《汉书》和《道书》均记载，洞庭山下有洞穴潜行水底，无所不通，号为地脉，为“十大洞天”之第九，而唐代诗文的记述表明，正是太湖的波水冲激形成了太湖石的奇形怪状和通透褶皱的表面。白居易《太湖石》云：“烟翠三秋色，波涛万古痕”；皮日休《太湖石》云：“兹山有石岸，抵浪如受屠。雪阵千万战，藓岩高下刳”；姚合《买太湖石》云：“背面淙注痕，孔隙若琢磨。水称至柔物，湖乃生壮波。或云此天生，嵌空亦非他”。就是说，太湖沿岸的石头受到波浪前赴后继的上下击刳，波澜壮阔的湖水久久冲击涤荡可使太湖石变得沟回累累、孔穴嵌空并且在石表上留下不可磨灭的痕迹。水生条件下形成的太湖石也遂为欣赏之典范。“唐牛奇章嗜石，石分四品，居甲乙者俱太湖也。石根插入湖底，波涛撼击，遂成窍穴，嵌空玲珑，极有奇状，质含津润，与云气开斂，相为晦明，叩之硜然，兼有泗滨之韵，所以为佳”。

即便不是太湖石，唐代诗文中所记的其它赏石也多生於泉溪之间。韩愈《和裴仆射相公假山十一韵》：“枉语山中人，丐我涧侧石”，指明要溪涧旁侧之石。湍急流水的冲刷剥蚀可令石产生奇形怪状，一如李德裕《叠石》所云：“潺湲桂水湍，漱石多奇状”。它如李勋《泗滨得石磬》：“浮磬潜清深，依依呈碧浔”，褚载《移石》：“嶙峋一片溪中石，恰称幽人弹素琴。浪浸多年苔色在，洗来今日碏痕深”，皆作如是说。此外，李德裕之罗浮石、漏潭石、赤城石和牛僧孺之天竺石、童翰卿之昆明石也大抵临水而生，因此其表面征候也是在水的作用下形成的。实际上，中国古人很早就注意到水在形成石之奇形怪状中的作用，《太康地记》有云：“常山县石洪溪水中产石，奇秀万状，有高不盈尺，而尖锐数十峰，高下起伏，嵌空穿漏，具诸洞穴者”。

综上所述，唐代以太湖石为主的赏石多生於水波荡漾的环境之中，水的侵蚀不仅造就了水生赏石的千变万化的形状，而且造就了石表的玲珑剔透和褶皱凸凹，因此水在赏石形表特质形成过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当然，赏石的诸如规整、平滑的形象特征并不是太湖石或“涧侧石”所具有的。唐代诗文中也记述了一些其它种类的赏石，如齐己之松化石、郑损的星精石、李德裕的泰山石、巫山石、商山石以及刘昭禹、齐己、崔全素、李德裕等人之石笋等。这些奇石的生成环境和形成过程不得而知，从诗文判断，似乎以土生为多，但它们不是唐代赏石的主要品种。

原文始发于微信公众号（丁文父）：唐代的赏石比较“端庄”（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