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画摹古多“今典”

明·仇英《清明上河图》局部

记得多年前，笔者偶然在辽宁省博物馆藏的仇英《清明上河图》中，见到在一家古玩字画铺的柜台上，有一方半遮半掩的大理石座屏。这幅画作（仇英款的《清明上河图》传世有数幅，这幅画流传有序，真迹无疑），是画家在大收藏家项元汴家见到所藏北宋张择端《清明上河图》真迹后的摹古之作，大致遵循了原画中的景物布局，但描绘的是当时苏州市肆景象以及民众生活。据考，此作大致作于嘉靖二十一年至二十四年（1542—1545年）期间。这也说明，当时大理石屏在苏州已经成为古玩市场的重器了。

大理石镶家具起于何时，并无定说，但至少宋代并无记载，在张择端《清明上河图》中也无图绘形象。有人依据一组四件“传宋人（刘松年）绢本设色《十八学士图》琴棋书画轴”（台北故宫博物院藏）中的家具描绘，推定宋代大理石已经作为镶嵌家具用材。如其中《十八学士图·书》和《十八学士图·画》两轴，画中的书桌，均镶嵌了大理石板，黑白图纹十分明显。其实，这组画据考应为明人的慕古所作，画中的器物陈设用的是“今典”，如《十八学士图·书》画中有一个湘妃竹制座椅，明显就是明代的制品。

（传）宋人《十八学士图•书》局部

（传）宋人《十八学士图•画》局部

（传）宋人《十八学士图•书》湘妃竹椅

大理石镶家具（屏风）最早进入绘画之中的图像，应该是明正统二年（公元1437年）谢环的绢本设色《杏园雅集图》手卷（现存两个版本，藏于镇江市博物馆的又称“镇江本”，藏于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又称“大都会本”）。仇英《清明上河图》距离谢环《杏园雅集图》时间不过百年。而大理石屏的最早出土实物，是1966年4月出土于上海市宝山顾村明代万历年间朱守城夫妇合葬墓中的明代紫檀木嵌大理石笔插小座屏，距离仇英《清明上河图》创作时间约有四五十年。

仇英还有绢本设色《临宋人画册》十五开（上海博物馆藏），题材涉及山水、花鸟、仕女、文人、界画、鞍马等，为临摹宋人的集成之作，其中数开现在尚可找到宋画原作。如其中一开描绘的是一位妇人正对镜化妆，放置在床头的单扇小床屏，屏面依稀是一方大理石画面，黑白分明，云山雾绕。此作系模仿北宋王诜（传）《绣栊晓镜图》（台北故宫博物院藏），两相对照，两幅画面人物、场景基本一致，唯有画屏不一。原作一方小画屏是一幅山水画，有点五代董源的画意。可见，仇英画作是“旧瓶装新酒”。

明·仇英《临宋人画册》一开

在明代从正德到万历的一百五十年间，从绘画到实物，大理石屏频频亮相，反映了当时大理石画在上流社会得到了很大的推广。

与仇英相熟并称“吴门四家”的唐寅，有一幅仿古名作绢本设色《临韩熙载夜宴图卷》（一说为仇英临本，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藏），系临自五代南唐顾闳中《韩熙载夜宴图》（原作已佚，今本为宋人临摹本），它以连环长卷描摹了韩熙载家夜宴载歌行乐的场面，包括琵琶演奏、观舞、宴间休息、清吹、欢送宾客五段场景。不过，临摹之作虽然人物形象和主要场景大体相仿，但是衣冠服饰、家具陈设等却有很大不同，也是一幅“今典”之作。

明·唐寅《临韩熙载夜宴图卷》

五代顾闳中（传）《韩熙载夜宴图》局部

如“观舞”一段，韩熙载击鼓助兴，右背后原图是一架大立屏，上面有山水画意（应该是绢画）；到了唐寅笔下，变成了一张供案，案上有一架大理石屏，大理石屏心上下左右皆为绦环板，屏墩为抱鼓式，式样为典型晚明制式，白质黑章，山水画意。前面还置有一座红珊瑚笔架，枝丫遒劲，看似有两尺宽，置于一座笔山上，笔山峰峦起伏，自然稳底，看似自然天成的奇石。一张供案上，居然集中了三件赏石之品，有点叠床架屋的感觉，也是画家钟爱之情的流露。

南唐时期，大理石屏并未诞生。关于笔架山，宋代米芾藏有“宝晋斋研山”，据说是李后主之遗物，这里出现倒是一种合理想象。不过，这种笔架山样式在明人画中更为多见。至于红珊瑚，确实历代都有记载，也是豪门贵族身份的一种象征。唐寅还有一幅《红叶题诗仕女图》（美国露丝和舍曼李日本艺术研究所藏），描绘宫女怀春的情景，桌几上有文房砚墨，最醒目的是一枝红珊瑚笔架，枝丫伸展，下面承以石质笔山，红珊瑚上面架笔两支。这件红珊瑚笔架，与《临韩熙载夜宴图卷》中的红珊瑚笔架样子极为相似。

明·唐寅《红叶题诗仕女图》局部

红珊瑚与珍珠、琥珀并列为三大有机宝石，古代佛教中被列为“七宝”之一，色泽鲜丽，质地莹润，自古就被视为富贵祥瑞之物，是奇石中的另类。红珊瑚主产于地中海、印度洋和南海。历代绘画有一类“职贡图”，经常可以看到这种来自异域的红珊瑚。如仇英《职贡图》长卷（故宫博物院藏），描绘有十一支朝贡的周边列国队伍，如渤海、契丹国、昆仑国、三佛齐、吐蕃、西夏国、朝鲜国等。其中“三佛齐”队伍之前，有两株高大的红珊瑚，格外醒目。三佛齐是大巽他群岛（今属马来群岛）上的一个古代王国，鼎盛时期势力范围包括马来半岛和巽他群岛的大部分地区。这也说明，当时三佛齐附近的印度洋是红珊瑚的产地。

明·仇英《职贡图》局部

红珊瑚的出名，当属西晋富豪石崇与晋武帝舅父王恺斗富的故事。他们以珊瑚树之高大为炫耀。王恺将舅父赏赐的二尺高“枝柯扶疏，世所罕比”的珊瑚树示以石崇，石崇见后用铁如意砸碎，命手下取家里高三四尺“条干绝俗，光彩曜日”的珊瑚树给王恺选。这个故事见之于《晋书·石崇传》和《世说新语》，非常有名。

红珊瑚历来以大为贵，明清两代文人笔下多以七尺为限，如明代藏书家胡应麟《相逢行》诗中提到，一位征战有功的将士：“归来报天子，赐第连皇都。黄金为门限，白玉中堂铺。堂上何所有，七尺红珊瑚。”云云。实际上也是一种夸张说辞，从传世的明代画作来看，红珊瑚一般尺寸都在三尺上下。至今故宫留有一些清宫收藏的红珊瑚盆景，最大也都不过二尺左右。

清代青玉活环耳盆红珊瑚盆景（故宫博物院藏）

仇英有一幅《金谷园图》（京都知恩院藏），描绘的正是当年石崇在金谷园中接待来客的场景，其中有两株红珊瑚插于青铜器之中，分外妖娆，看似尺寸也不过在三尺左右高。或许，这里所描绘的场景，正是石崇炫富的故事。不过，红珊瑚供置于青铜器之中，应该属于“今典”。

明·仇英《金谷园图》

明·仇英《金谷园图》局部

英国著名中国古代艺术品收藏家水松石山房主人，收藏有一件“明·嘉靖紫檀嵌玉石人物图长方盖盒”（14.2×58.4×26.5cm），曾经上拍于香港蘇富比2012年春季拍卖会“儒雅清蕴（二）──水松石山房藏珍玩专场”（成交价达2082万港元），以紫檀镶嵌玉石作盒，盖面盒边均嵌玉石，造型系同类器中最大者。人物花木刻划入微，精美细腻，极为华贵。盖盒上嵌红珊瑚、金银、孔雀石、牙角、螺钿等杂宝，其中有三枝红珊瑚，枝丫伸展，插于盆瓮之中。据考，此盒做工应出自明代雕刻名家周柱之手。拍卖图录描绘其场面为“高士雅集作饰，人物于庭院博古论文。其中主人翁手执如意，座前设珊瑚数盆，寓意祥瑞，或乃诞辰庆典之景，疑为拜寿贺礼。”其实，此盒盖所刻画的，应是上述石崇炫富的故事。

明·嘉靖紫檀嵌玉石人物图长方盖盒

仇英的“今典”之作，还有一幅工笔重彩仕女画代表作《汉宫春晓图》长卷（30.6X×574.1cm。台北故宫博物院藏），虽然是描绘汉代宫中仕女日常生活场景，其中还有宫廷画师毛延寿为宫女（王昭君）画像的场景，但实际上人物衣冠服饰多为明代特征，宫苑、家具也是明代风格。其中有两方透漏奇石，各置于高椿莲花石盆之内，十分醒目。

明·仇英《汉宫春晓图》局部

其实，汉代没有此类供石之置。这种石盆，大致属于元明形制，元代王振鹏《姨母育佛图》（美国波士顿美术馆藏）中有此类石盆形制描绘，仇英有《摹王振鹏姨母育佛图》（上海博物馆藏）传世。两相对照，可以发现，《汉宫春晓图》中的高椿莲花石盆置石，正是元代王振鹏《姨母育佛图》画作中的相关形象。

元代王振鹏《姨母育佛图》局部

明·仇英《摹王振鹏姨母育佛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