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石品赏】唐代“乾元二年”款太湖石

古石刻铭，时或所见。不过，这只是判断古石年代和主人的一个辅助因素，而不是决定因素，还需要逻辑推理，特别是文献佐证。尤其是供石，前人仿刻或是慕名的情况较为多见，一些商贾借助“名人”光环以售其奸。但不可否认，古石题刻（旧刻），还是具有相当的佐证作用，可以从中发掘出一些历史信息。

“乾元二年”款太湖石

拨云轩旧藏的此方古太湖石（宽31公分，高29公分，厚32公分），体量不大，没有底座，也许本来就是园林置石，也许还是一块残石，但能够自然稳坐，底部较小，上部突兀，局部有窍穴，风化痕迹非常明显，一些石皮还有脱落，一股古拙之气。在上部平坦处，有两处阴刻文字，左边是楷书“乾元二年”，右方是双钩行书“溪石”。字口清晰深峻，风化痕迹犹在。

乾元二年，是唐肃宗时期（759年）。当时，正是唐朝由盛转衰的历史时期，也是李白、杜甫两位诗人生活的时代。有意思的是，杜甫当年创作有《发秦州（乾元二年，自秦州赴同谷县纪行）》一诗，记录了自秦州（今甘肃天水市）前往同谷县（今甘肃省成县）的途中见闻，其中提到：“我衰更懒拙，生事不自谋。无食问乐土，无衣思南州。汉源十月交，天气凉如秋。草木未黄落，况闻山水幽。……溪谷无异石，塞田始微收。岂复慰老夫，惘然难久留。……磊落星月高，苍茫云雾浮。大哉乾坤内，吾道长悠悠。”所谓“溪谷无异石”，正好是点题了这方古石。

“溪石”刻款

太湖石其实各地皆产，既有水产，也有山产。宋代文学家欧阳修任滁州知州期间，在滁州菱溪水滨发现有几方晚唐滁州刺史刘金遗存的太湖石，移地安置于城西大丰山下新筑的丰乐亭，并作诗文记之，此石至今犹存琅琊山醉翁亭，史称“菱溪石”。这也是与溪有关的太湖石。

回到此方古石的铭刻，所谓“溪石”，当是指此石是在溪谷中发现的太湖石。“溪石”两字，一反“乾元二年”楷书之拘谨，行书劲秀妍媚，颇得宋人写意之书风。如果说，唐朝书法讲究法度，宋朝书法崇尚写意，那么，这方古石上的两处刻铭正好是反映了两者之间的差异，“乾元二年”楷书严谨，富有章法；“溪石”行书写意，不拘于法，有点“宋四家”黄庭坚的笔意。故此，有可能这方唐代遗石，在宋代被藏者添款，从书法的角度来看，此人绝非一般文人士子。

“乾元二年”刻款

赏石刻铭，始于园林置石。唐代中晚期园林置石流行的是太湖石，所谓“石有族聚，太湖为甲”（白居易《太湖石记》），这与包括白居易、牛僧孺、李德裕等文人士大夫的积极提倡和亲力亲为密不可分。值得一提的是，白居易、牛僧孺、李德裕等人都在太湖石上留下过刻铭，如白居易《感旧石上字》诗中提到：“太湖石上镌三字，十五年前陈结之。”这是为了纪念当年在杭州刺史任上的姬妾陈结之（桃叶）而为之；牛僧孺将石头之大小分为甲乙丙丁四等，每品有上、中、下之别，并将“牛氏石甲之上”、“丙之中”、“乙之下”之评级刻于石阴；李德裕每得奇石，便在石上刻有“有道”两字，等等。可见，当时在石头上刻铭也是一种风气。这方石头上的“乾元二年”刻铭，应该也是一个佐证，不过年代要更早一些（比白居易诞生还要早13年），也弥足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