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理古城一个集观赏、休闲、文化交流、艺术品交易等于一体的大理石文化国际交流中心，而坐落于大理古城的“石空”堪称“一座地下的卢浮宫”的惊艳面世。
在5000平方米的空间中，100多方大理石画精品均出自当地藏石家李振葵，其装修设计突出一种禅意诗情。镇馆之宝之一的“凤求凰”大座屏高达2米多，图纹是一对凤凰形象，相伴偕行，鸾凤和鸣，仿佛遨游于苍山洱海之间。整个展馆展示空间有320平方米，灯光色彩的营造以及创意设计达到了一种极致。据说，目前它已经成为大理新晋网红的打卡地。
2018年7月10日，被誉为“亚洲第一石展”的中国·昆明国际石博览会在昆明会展中心拉开帷幕，凝聚了几代大理石收藏家及文化工作者心血之作《大理石画传世典藏集》在展会上首发，这也是千年大理石文化发展史首部集大成的典籍，收录了古今具有传世价值的大理石画精品200多方，包括历代名人赞赏大理石石画诗文摘录、当代大理石文化大事记等。笔者应邀撰写《大理石画赏玩的传承与创新》，与有荣焉。
毫无疑问，大理石是亦古亦新、与古为新的石种。早在元明时期，大理石就已被广泛开采制作。笔者在大理市博物馆“碑林”中，发现大理石制作碑材最早有元代至元三十一年“崇奉圣旨碑”。当时，大理石在宫廷里除了做础材之外，有画面和画意的都制作成屏风(包括座屏、挂屏、砚屏等形式)欣赏，石屏几乎成为大理石的代名词。至清代中期，由于“三朝阁老、九省疆臣、一代文宗”阮元(曾经入仕云贵总督)的亲力亲为，大力提倡，大理石屏被誉为“石画”，这也是大理石收藏鉴赏史上的巅峰。后世不断出现有阮元题铭刻款的大理石屏，大部分都是慕名伪托者。
苏州文友蒋晖著有《明代大理石屏考》一书，10余万字的篇幅，梳理了明代各朝有关大理石屏的诗文笔记，佐以有关图照，探讨明代以“云山意象”为核心审美价值的大理石屏开采、纳贡、传播、制作、消费、著述、收藏历程，阐述大理石屏在明代物质文明史框架下的演变流程。关于当时大理石屏的价格，作者在万历时期谢肇淛的《五杂俎》中找到了一处记载:“滇中大理石，白黑分明，大者七八尺作屏风，价有值百余金者。”此外，当时印行的《金瓶梅词话》中也提到，一架“三尺阔五尺高可桌放的螺钿描金大理石屏风……买得巧也得一百两银子。”当时，宋版书《太平御览》一百本就值百金。笔者曾经在明代画家仇英的仿古名作《清明上河图》(辽宁省博物馆藏)中，发现有一家挂有“古玩诗画”招幌的古玩店里，门口柜台上有一架大理石插屏。看来，当时大理石屏确实已厕身古玩市场之列，而且价格不菲。
谢肇淛是福建长乐人，为当时闽派作家代表。有意思的是，晚明与大理石屏有关的文献著述出自福建籍人士较多，这其实是缘于当时福建(闽作)是大理石屏的主要制作地。隆庆元年(1567年)开放海禁，福建漳州月港成为对外口岸，准许民间进行海外贸易，来自南洋一带的优质硬木如黄花梨、紫檀等源源不断地登陆，当时泉州等地得地利之便兴起了家具业，作为家具品种之大理石屏概莫能外。
闽作家具一般用料粗硕，器型高大，雕饰华美，传世很多明代家具重器都来自福建。如美国明尼苏达州艺术博物馆收藏的镇馆之宝“明末黄花梨大理石插屏式座屏风”(连座高215厘米，宽181厘米，石屏约合五尺阔)就出自泉州地区，原来在1996年9月纽约佳士得秋拍会“中国古典家具专场”上以110.25万美元成交(当时约合913万元人民币)，也是中国古典家具首次超过百万美元，被誉为“中国古典家具跻身世界级重要拍卖品行列”的标志。
不同于一般古代供石被列为古玩杂项，古代大理石屏都归为古典家具。有意思的是，古代供石罕见有出土文物——标准器，而古代大理石屏却有标准器。1966年4月，上海市宝山县顾村明代万历年间朱守城夫妇合葬墓出土了一组14件文具，是考古出土的明代墓葬中最为完整和精美的一套，其中，有一方明代紫檀木嵌大理石笔插小座屏(高20厘米)，大理石屏黑白相间，仿佛一幅山水画，底座为紫檀所制，石屏前有条桌式带孔洞的笔插。这是一种笔插与砚屏组合而成的文具(又称笔屏)，一物两用，颇为少见。
大理石屏因为其纹理的流动性极强，切割打磨时往往最佳画面稍纵即逝，早期开发资源和工艺有限，所以，石屏常有局部点磨的痕迹，石面稍显凹凸不平，这在明代特别明显，清代早期也间或可见，可谓是一种时代特征。例如，在中国嘉德2018年春拍会上，一方明晚期黄花梨嵌云石砚屏(高37.8厘米)，黄花梨选料上乘，木色润泽，包浆浓厚，制作精良，天然云石屏质地细腻，纹理状若群山绵延耸立，但石表凹凸不平，局部纹理明显有点磨痕迹。尽管如此，这方砚屏最终成交价仍达71.3万元。
原文始发于微信公众号（汇石融通）：俞莹：传承千年，大理石青史留名；画意成屏，古今藏家一见倾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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