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盛世石事多

近日得暇赴吉林白山市，应邀参加第八届吉林江源长白山松花石文化旅游节。在参观中国松花石博物馆时，发现陈列有几十方仿故宫（包括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康熙、雍正、乾隆三代帝王松花石“宫廷御砚”，十分吸引眼球。这些松花砚质地细腻，色彩雅致，纹理绚丽，造型各异，工艺极佳。有意思的是，这些松花砚的盒盖也是由松花石制作的，其中有几方很特别，也很眼熟，那就是盒盖镶嵌有鱼化石。这种形制可谓难得一见，也颇有创意。忽然想起来，原来读过《康熙几暇格物编》，康熙在一篇介绍喀尔沁（今内蒙古哲里木盟、呼伦贝尔盟一带）鱼化石的御制文《石鱼》，曾经提到，他曾令宫中工匠将鱼化石制作成松花砚盒，“诚几案间一雅玩也。”显然，这段文字记载在这里有了实证。

中国松花石博物馆内景

中国松花石博物馆一景

中国松花石博物馆一瞥

松花石制作成砚，应该归功于康熙的慧眼。松花石出于松花江边砥石山，当地人原本多用作磨刀石，又称“砥石”。康熙在东巡时，发现其十分适合做砚材，便令工匠予以加工成砚，康熙并作有《制砚说》一文，称其质地“远胜绿端，即旧坑诸名产亦弗能出其右。”在松花石御铭中，他盛赞松花石“寿古而质润，色绿而声清，起墨益毫，故其宝也。”由于松花石的产地是满清的“龙兴之地”，所以自康熙以后，包括雍正、乾隆两帝也沿其旧制，大量制作松花砚，除了宫中使用之外，也用于赏赐。乾隆四十三年（1778 ）编撰《钦定西清砚谱》一书，将六方康熙、雍正及自己御用过的松花石砚编入砚谱附录之首，并题序称赞松花石 “光润细腻，品埒端歙”。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故宫（包括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有清三代的松花砚不下二百方，民间（尤以日本为多）流传的清宫松花砚也不下百余方。台北故宫博物院在1993年曾经举办过一个“品埒端歙：松花石砚特展”，共展出89方，并出版过专题画册。最近在美国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举办的年度大展——“帝王品位——台北故宫精品展”（Emperors’ Treasures）中，出自清康雍乾三代的宫藏松花砚有四方参展，其中两方是康熙朝的。

中国松花石博物馆陈设有松花石、砚及其工艺品

由于清代松花石产地几乎被朝廷垄断开发，所以松花砚基本上属于官制，民间极为少见。一直到建国后，特别是近一二十年来，松花石又得到了广泛开发，松花砚也被大量制作出来。不但如此，松花石由传统的琢砚而雕刻工艺品乃至于作观赏清供，实现了“凤凰涅槃”——这是余话了。

中国松花石博物馆藏仿康熙嵌鱼化石双龙砚

中国松花石博物馆藏仿康熙嵌鱼化石双凤砚

康熙可谓是清代帝王中第一个爱好奇石的“石友”，他的这种喜好和品味还直接影响了其孙子乾隆。如上述的鱼化石，康熙将其镶嵌成砚盒欣赏收藏。到了乾隆即位，他继承了祖父的癖好，将鱼化石琢制成插屏欣赏，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有两方乾隆年间鱼化石插屏，反面刻有乾隆十九年（1754年）作《御制鱼石屏歌》并七言长诗，其中对于鱼化石的成因作了一定的探析，认为鱼化石的形成，一定是在积水潦滋的地方，当水退去，鱼存在淤泥中便僵硬化了，年久土变成石，于是形成了鱼化石。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清·乾隆“御制诗”（背部）鱼化石插屏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清·康熙松花石松紋砚

除了鱼化石，还有木化石。如康熙《木化石》一文，记述黑龙江、乌喇（今在吉林省）等处河水中有木化石，“形质与石无异，而木之纹理及虫蠹之迹仍宛然未泯。或有化石未全，犹存木之半者。以之磨砺刀箭，比他石为佳。又鹿角、人骨亦能变石，造物之巧，种种化机，非意想所能及也。”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到了乾隆时期，东北大兴安岭地区康干河出水的木化石，被进贡入宫，至今故宫御花园和中南海瀛台尚存两方木化石，均留有乾隆的题诗。

值得一提的是，康熙《瀚海石子》一文中称，他在亲征内蒙额鲁特部族时，在戈壁滩捡到过数百枚玛瑙奇石，“赋形肖像，奇奇怪怪，莫可敷陈。造化生物之巧，一至此乎！”这是内蒙戈壁玛瑙石在清代初年就已进宫的佐证，也是清代赏石史上重要的一笔。

所谓上有所好，下必从之。或者说，康熙的奇石爱好，也是受到了社会风气的影响。这可以从当时民窑瓷器（大多是精品）的吉语款颇多与奇石有关一窥全豹。康熙民窑瓷器有关石头的款识非常之多，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计有：玉石珍玩、玉石之珍、玉石之玩、玉石宝奇珍制、美玉宝石之珍、玉堂宝石奇珍、奇石之珍、祥石珍奇、泉石奇珍、奇石珍玩、奇石宝鼎之珍、奇石美玉之珍、奇石席上之珍、奇石席上佳珍、奇石鼎玉雅制等名目。按奇石之称始于魏晋时代的南朝，而奇石款识首见于盆、碗类瓷器便是康熙时期，其中最典型的莫过于“奇石宝鼎之珍”，将奇石与古代青铜彝器相提并论，显示出其身价的不凡，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奇石已经在主流社会得到了广泛的传播，玩石之风盛行。

康熙民窑青花瓷款识“奇石宝鼎之珍”

所谓的“奇石宝鼎之珍”，其实也使得奇石开始厕身于博古纹饰之列。因为有关博古图的构成中，青铜彝器一直是最重要的题材。当初宋徽宗时所编《宣和博古图》中，便是收录了自商代至唐代的青铜器839件。所以，后世博古图的传承，与之极其关联，甚至有的博古图的主体就是青铜彝器（包括拓片）。如果说，宝鼎一直是作为古代重要礼器和收藏重器的话，那么，亦古亦今的奇石，当时也已经成为园林居室供置把玩不可或缺的要物了。在传统博古图案中，奇石往往以瘦漏透皱的形象示人，所谓图必有意，意必吉祥，奇石都是带有万古不移、亘古长寿的象征寓意。

晚清奇石博古画瓷插屏

清·康熙民窑婴戏图罐

明清两代，奇石赏玩之盛行应该始于明代万历年间，康熙时期则达到了一个新高潮。清代著名文学家、戏曲家、造园家李渔刊刻于康熙十年（1671）的《闲情偶寄》，在第九卷“居室部”中提出：“王子猷（书法家王羲之之子王徽之，子子猷）劝人种竹，予复劝人立石；有此君（有人问王徽之，为何在居宅四周种竹，王徽之回答：何可一日无此君）不可无此丈（米芾拜“石丈”的典故）。同一不急之务，而好为是谆谆者，以人之一生，他病可有，俗不可有；得此二物，便可当医。”也就是说，他将种竹与置石相提并论，作为区别雅俗的标志。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玩石风尚在文人圈中流行甚广。

清代周颢“竹石图”（上海博物馆藏）

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杭州陈淏子（自号西湖花隐翁）刊有《花镜》6卷，是我国较早的一部园艺专著，其中“花园款设”首次提到了“堂室坐几”的陈设要点：“堂前设长大天然几一，或花梨，或楠木，上悬古画一。几上置英石一座……。室中设天然几一，……几上置旧端砚一，笔筒一，或紫檀，或花梨，或速香；笔规一，古窑水中丞一，或古铜砚山一，或英石……”可见，当时案几供石已经成为了一种“标配”，至今在江南古典园林仍处处可见这种遗风。此所谓——园无石不秀，厅无石不华，斋无石不雅，居无石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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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发于微信公众号：石界

作者：俞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