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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石品赏】唐代“乾元二年”款太湖石

古石刻铭,时或所见。不过,这只是判断古石年代和主人的一个辅助因素,而不是决定因素,还需要逻辑推理,特别是文献佐证。尤其是供石,前人仿刻或是慕名的情况较为多见,一些商贾借助“名人”光环以售其奸。但不可否认,古石题刻(旧刻),还是具有相当的佐证作用,可以从中发掘出一些历史信息。【名石品赏】唐代“乾元二年”款太湖石

“乾元二年”款太湖石

拨云轩旧藏的此方古太湖石(宽31公分,高29公分,厚32公分),体量不大,没有底座,也许本来就是园林置石,也许还是一块残石,但能够自然稳坐,底部较小,上部突兀,局部有窍穴,风化痕迹非常明显,一些石皮还有脱落,一股古拙之气。在上部平坦处,有两处阴刻文字,左边是楷书“乾元二年”,右方是双钩行书“溪石”。字口清晰深峻,风化痕迹犹在。

乾元二年,是唐肃宗时期(759年)。当时,正是唐朝由盛转衰的历史时期,也是李白、杜甫两位诗人生活的时代。有意思的是,杜甫当年创作有《发秦州(乾元二年,自秦州赴同谷县纪行)》一诗,记录了自秦州(今甘肃天水市)前往同谷县(今甘肃省成县)的途中见闻,其中提到:“我衰更懒拙,生事不自谋。无食问乐土,无衣思南州。汉源十月交,天气凉如秋。草木未黄落,况闻山水幽。……溪谷无异石,塞田始微收。岂复慰老夫,惘然难久留。……磊落星月高,苍茫云雾浮。大哉乾坤内,吾道长悠悠。”所谓“溪谷无异石”,正好是点题了这方古石。

【名石品赏】唐代“乾元二年”款太湖石

“溪石”刻款

太湖石其实各地皆产,既有水产,也有山产。宋代文学家欧阳修任滁州知州期间,在滁州菱溪水滨发现有几方晚唐滁州刺史刘金遗存的太湖石,移地安置于城西大丰山下新筑的丰乐亭,并作诗文记之,此石至今犹存琅琊山醉翁亭,史称“菱溪石”。这也是与溪有关的太湖石。

回到此方古石的铭刻,所谓“溪石”,当是指此石是在溪谷中发现的太湖石。“溪石”两字,一反“乾元二年”楷书之拘谨,行书劲秀妍媚,颇得宋人写意之书风。如果说,唐朝书法讲究法度,宋朝书法崇尚写意,那么,这方古石上的两处刻铭正好是反映了两者之间的差异,“乾元二年”楷书严谨,富有章法;“溪石”行书写意,不拘于法,有点“宋四家”黄庭坚的笔意。故此,有可能这方唐代遗石,在宋代被藏者添款,从书法的角度来看,此人绝非一般文人士子。

【名石品赏】唐代“乾元二年”款太湖石

“乾元二年”刻款

赏石刻铭,始于园林置石。唐代中晚期园林置石流行的是太湖石,所谓“石有族聚,太湖为甲”(白居易《太湖石记》),这与包括白居易、牛僧孺、李德裕等文人士大夫的积极提倡和亲力亲为密不可分。值得一提的是,白居易、牛僧孺、李德裕等人都在太湖石上留下过刻铭,如白居易《感旧石上字》诗中提到:“太湖石上镌三字,十五年前陈结之。”这是为了纪念当年在杭州刺史任上的姬妾陈结之(桃叶)而为之;牛僧孺将石头之大小分为甲乙丙丁四等,每品有上、中、下之别,并将“牛氏石甲之上”、“丙之中”、“乙之下”之评级刻于石阴;李德裕每得奇石,便在石上刻有“有道”两字,等等。可见,当时在石头上刻铭也是一种风气。这方石头上的“乾元二年”刻铭,应该也是一个佐证,不过年代要更早一些(比白居易诞生还要早13年),也弥足珍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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