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古说今】明人雅集伴云石

蒋晖兄的《明代大理石屏考》（山东画报出版社2018年2月版），在第二章弘治“六 同年图卷”中，注意到故宫博物院所藏明代佚名《五同会图》画中的大理石屏，“庭院石屏后，设一石几，……石桌景深处，先是两函古籍，而衬托书函天青色的，赫然是一具云山纹理的黄花梨框大理石屏！虽只露半幅，但气息高雅，弥漫一卷。”

故宫藏《五同会图》

《五同会图》描绘的是明弘治十六年（1503年）五位苏州籍高官在京城的雅集活动，包括礼部尚书吴宽、礼部侍郎李杰、南京左副都御史陈璚、吏部侍郎王鏊及太仆寺卿吴洪。所谓“五同”，按照吴宽当年所写的《五同会序》，即“同时也，同乡也，同朝也，而又同志也，同道也，因名之曰五同会，亦曰同会者五人耳”。这五位官至二三品的朝廷重臣，都出自苏州府，吴宽、陈璚为长洲人，李杰为常熟人，王鏊为吴县人，吴洪为吴江人。

故宫藏《五同会图》局部

不过，不知道蒋晖兄有意还是无意没有提及到，《五同会图》中吴宽、李杰坐着的罗汉床，其三围所镶嵌的隐约山水图纹，应该也是大理石。当然，可能因为未见原作，图片像素又不够大，所以不敢轻易判断。

故宫藏《五同会图》石几上有大理石屏

有意思的是，据记载，《五同会图》当时共绘制了五幅，分藏于五位参与雅集的画中主人公。除了故宫博物院收藏的这件之外，据报道上海博物馆也有一件，惜未见公开发表和展览。

国家博物馆“妙合神形”特展内景

观众在国博参观“妙合神形”特展

前不久看到报道，北京国家博物馆举办“妙合神形——中国国家博物馆藏明清肖像画展”特展，其中也有一件明代无款《五同会图卷》。此次赴京应邀参加保利艺术博物馆举办的“吴彬《十面灵璧图卷》特展学术研讨会”，抽暇参观了国博的特展，得以近距离细观这幅人物画精品。

国博藏《五同会图》

这件国博藏品为绢本设色（40.2X191.5cm），构图与故宫博物院、上博所藏的大同小异，但设色与景物稍有不同，应该也是五幅中的一幅。画面上的石案上，也有一座半遮半掩的大理石屏，不过，其屏芯白质黑章的山水图纹更加确定。尤其是罗汉床三围所镶嵌的大理石，黑白分明，云山意象非常凸显。

国博藏《五同会图》局部

国博藏《五同会图》罗汉床局部

国博藏《五同会图》石几上的陈供

这座明代罗汉床的材质，有点像剔红漆木家具，框架雕刻有如意纹饰，这在当时可能属于宫廷家具制式，品级很高。晚明屠隆在《考槃余事》“榻”中有如此介绍：“有大理石镶者，或花楠者，或退光黑漆，中刻竹，以粉填之，俨如石榻者佳。”可见，明代确实有楠木或者漆木镶嵌大理石榻（罗汉床）者。

在大约万历年间所作的无款《上元灯彩图》（台湾私人藏）中，金陵元宵集市地摊上也有大理石镶嵌的罗汉床。另外，记录嘉靖四十三年抄没明朝大贪官严嵩家财的《天水冰山录》清单中，计有雕嵌大理石床八张。

当时“五同”聚会最多的地点是在崇文街的吴宽、王鏊两府。从这幅画的人物布局来看，三人站立，两人端坐，其中坐于最右侧（东首）的礼部尚书吴宽应该就是主人公了。所以，这座镶嵌云山图纹大理石的罗汉床应该属于吴宽家中的。吴宽是明成化八年（1472年）状元，也是明朝苏州所出的第二位状元，曾侍奉孝宗读书。他诗文书法兼擅，又富藏书，是当时词臣中声望最高的一位，《五同会图》成画时年69岁，第二年七月便卒于任上，明孝宗追赠其太子太保，谥号“文定”。这幅画卷所描绘的，应该也是吴宽参与的“五同会”之最后一次。

明代吴宽书法取法东坡，这是行书《灯下观白氏集简济之君谦二友》

《五同会图》的人物布陈乃至周遭环境，与明代正统年间宫廷画家谢环《杏园雅集图》的图式十分相像，包括石案上的文玩陈列也是大同小异，尤其是谢环《杏园雅集图》（大都会本），在石桌上描摹一方带有山水图纹的大理石砚屏。此外，《杏园雅集图》（镇江本）中也有罗汉床的描绘，其三围镶嵌的隐约为山水图纹，是否就是大理石不敢确认。

明代谢环《杏园雅集图》（镇江本）有罗汉床描绘

杏园雅集发生于明代正统二年（1437年），五同会则是发生于弘治十六年（1503年）,两者都发生在京城，相隔有六十多年，可见，当时大理石制屏（砚屏或座屏）确实已经在士大夫圈中流行了。

国博所藏的这幅明代无款《五同会图》，卷首前面裱边外有画中五人的简历介绍，末尾注解：“按匏庵（吴宽号匏庵）先生卒于宏治十七年甲子七月，年七十，距此图作序仅一年耳。……”虽然没有署名，但应该是清代乾隆及以后藏家的书款，因为弘治年号被写作宏治，绝不是通用或是通假，而是为了避讳清高宗之名弘暦。

又如，明代神宗年号萬暦，后世也有被写作萬歴者，其实暦与歴两者（简写皆为历）也不能混用，也是为了避讳清高宗弘暦。所以，凡是写作萬歴者，应该也是乾隆及以后的写法。这也是鉴定有关古籍版本和书法（刻款）年代的重要依据。

明代吴彬《十面灵璧图》上海预展现场

如此次保利十五周年推出的重磅古代画作，明代吴彬和米万钟书画合璧《十面灵璧图》（又称《岩壑奇姿》）长卷，其中有两处万历年号落款，万历写法并不一致，却反而证明其无懈可击。一处是“十面灵璧”主人书画家米万钟在画后题跋落款中提到：“时萬暦庚戊（1610年）中秋，书于湛园之石丈斋。”这里萬暦的暦字是正解。另一处是清代咸丰二年重臣耆英在画后的题跋，其中写到：“壬子（1852年）冬偕湘翁在静轩斋中小酌，出示明萬歴吴文仲氏为米隐庵氏所绘石图。”此处萬歴的歴字写法，显然是为了避讳清高宗弘暦。

明代吴彬《十面灵璧图》清代耆英画后题跋（局部）

明代吴彬《十面灵璧图》米万钟画后题跋（局部）

有意思的是，吴彬另有一幅画给米万钟的《山阴道上图》长卷（上海博物馆藏），曾经清宫旧藏，卷首有乾隆御题诗，画后有乾隆、嘉庆的收藏印。吴彬在画卷末的山石上，有一篇题跋，叙述了他与米万钟之间的友情，十分难得，最后落款处为“时萬暦戊申（1608）岁冬日，枝隐生吴彬识。”其中的暦字，下部的“日”被白粉涂抹不见了，明显是清宫词臣为了避讳弘暦而为。这也是一种“文字狱”。

明代吴彬《山阴道上图》落款处

大理石屏，在明代上流社会无疑已经作为财富（奢侈品）的象征。在明代绘画中频频出现的大理石屏及家具镶嵌制品，无疑反映了这种倾向。明末文人鉴赏家文震亨曾经指出：“屏风之制最古，以大理石镶，下座精细者为贵。”（《长物志》卷六）也就是认为，大理石镶嵌屏风（砚屏或是座屏）最好，这应该也是大理石镶嵌家具制品的最早形式。至于大理石镶嵌桌榻，时间上应该还要晚一些。有意思的是，文震亨对于桌榻家具镶嵌大理石的做法，表示出了不屑：“古人以相（通镶）屏风，近始作几榻，终为非古。”（《长物志》卷三）

案《长物志》成书于崇祯七年（1621年），距离《五同会图》隔了两个甲子，文震亨还特别强调了大理石“近始作几榻”。文震亨的言外之意可能是，屏风类属于清赏品，几榻类属于实用物，两者自然就有高下之别，将天然石画镶嵌物的清赏、实用功能不加区别，显然不合规制。由此来看，明弘治年间《五同会图》描绘的床榻镶嵌大理石的做法，应该在当时还比较罕见。

明代《五同会图》展览现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