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古说今】大理石屏始于元

明代林有麟《素园石谱》（卷之三），有一幅“江山晓思屏”，石屏呈长方随形状，石上山形画面呈高远景，前后有层次感，皴理如披麻皴，引人入胜。图文并茂，文字不长：“高昌正臣博古好雅，偶得一石屏，广仅咫尺，其文理粲然，有高深幽远之思。绝顶浑厚者如山如岳，飞扬飘忽者如烟如云，横流奔激者如江如河，断者若岸，泓者若潭，或如林麓之蓊郁，或如禽鱼之游戏，使董北海、僧巨然复生，其破墨用笔不过是矣。因命之曰江山晓思。”

明代林有麟《素园石谱》“江山晓思屏”图绘

明代林有麟《素园石谱》“江山晓思屏”文字

这则图文，未详其石种。众所周知，《素园石谱》许多文字记载都是照搬照抄前人乃至时人的笔记——这也是晚明古玩鉴赏文章的一种通病，但并不注明其出处，给后人解读带来不便。

其实，这段文字，最早出自元代画家柯九思的《石屏记》（明代郁逢庆《书画题跋记》卷九有著录）。晚明鉴赏家陈继儒《妮古录》中也有相似记载，但明显是照抄柯九思的《石屏记》：“高昌正臣博古好雅，其燕处之室，凡可以供清玩者，莫不毕具，石屏其一也。石方广仅尺，其文如董北苑、僧巨然破墨用笔，命曰‘江山晚思’，柯九思记书其背而刻之。此屏石色澄碧，今在雨花庵中。”而且，不知道有心还是无意，把“江山晓思”改作“江山晚思”。

陈继儒是松江著名隐士、文学家、书画家和鉴藏家，与董其昌过从甚密。《妮古录》，是晚明有关古玩字画鉴藏重要的笔记，全书近五万字，共分四卷，包括杂记书画、碑帖、古玩及遗闻轶事等，今人出版有点校本。但有人考辨，其内容大多是道听途说，东拼西凑，极可能是书商伪托陈继儒之名而编。（参见万君超“‘伪书’《妮古录》”）包括清代《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杂家类存目七》（卷一百三十）也对之评价不高：“是书多评论字画古玩，盖仿赵希鹄《洞天清录》、周密《云烟过眼录》而作，然议论殊为浅陋。”由“江山晚思”一字之易，也可以看出来，这本书“伪书”的可能性更大，引用时须加细辨。

高昌正臣，即康里庆童，字明德，号正臣，蒙古人，元代著名收藏鉴赏家，出任过上都留守、江浙平章政事、陕西行省左丞相、中书左丞相等要职。他收藏的这幅石屏，虽然仅一尺大，但画意颇似五代著名画家董源、巨然的笔意，画家柯九思在至顺二年（1331年）四月十五日为其作《石屏图》一文。从其纹色描述来看，与大理石颇为相似。

五代·董源《夏景山口》局部（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五代·巨然《山水图》局部（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关于大理石（又称点苍石）的名称，可能迟至明代中期（景泰、天顺年间）才出现，明代早期乃至元代并无专称，原先当地统称之为白石、础石。从名称也可想见，当时的大理石主要是作为雕刻或是建材用，具有纹理画意的大理石的清赏功能似乎还没有被关注乃至开发出来。蒋晖兄的《明代大理石屏考》也称，“稽考元末明初文献，‘石屏’渐从宋代‘砚屏’形制悄然蜕变，而对于石屏材质往往语焉不详，均没有提到大理石的存在。”

元·大德十一年“加封圣诏碑”（大理市博物馆藏）

元·大德十一年“加封圣诏碑”局部（大理市博物馆藏）

不过，也正是因为元代尚无大理石（点苍石）之称谓，也不排斥当时乃至之前纹理带有画意的“石屏”中有大理石者。如南宋周密《云烟过眼录》（卷上）叙录了一则“乔达之篑成号仲山所藏”：“案间石屏一，其上横岫，色如黛，林木蓊然，如着色元晖画也，莫知为何石。”

个人判断，凡是石头纹理带有很强流动性特征的（如云水纹），极可能就是大理石——因为其他古代开发的图纹石几乎没有这种特征。上述康里庆童的“江山晓思”石屏纹理特征，《素园石谱》中提到的“飞扬飘忽者如烟如云，横流奔激者如江如河”可谓就是大理石的明证。《明代大理石屏考》书中提到的元末吴兴钱震《记巫峡云涛石屏后》（“川石”），也是一例。

这方“巫峡云涛”石屏，原为吴江谢氏所藏，由元代文学家、书法家杨维桢（字廉夫）命名，在当时算得上是一方名石，他在至正二十五年（1365年）三月十日作《巫峡云涛石屏志》详记其石特征：“具文（通纹），有峰十二，云影蔽亏，如轻练厓根，怪石如犬牙，石罅溅波如马驶。”杨维桢还为此邀请诸多诗人骚客为之赋诗刻屏，以增辉添彩，计有王国器、苏大年、郑元祐、陆仁、马文璧、吴僧、顾阿瑛等名家——多为当时著名的“玉山雅集”的参与者，可谓极一时之盛，包括明代赵琦美《赵氏铁网珊瑚》、清代卞永誉《书画汇考》、倪涛《六艺之一录》等都有著录。

元代杨维桢所写书翰，为张雨《和郑元祐游仙词页》之一（上海博物馆藏）

关于此石屏之纹理特征，顾阿瑛在《巫峡云涛石屏志》中也有详细记载：“谢家绿玉屏，不琢龟甲形。方若陟厘纸，粉缥带苔青。秀绝庚庚绝文理，十二巫峰横隐起。芙蓉照影立亭亭，远落巴江一江水。素湍汹涌翻绿涛，长风吹云白月高。三峡瀑声满人耳，个中独欠孤猿号。”巫山十二峰，三峡江水涛，可见其山水意象颇为入画。顾阿瑛在长诗中还提及此石是磨制加工，“此石产景由天工，略假石人磨削功。石色欲尽玉色起，沈沈天碧涵清空。”从其加工手法、质色变化以及纹理特征来看，与大理石极为相似。

关于此石屏的产地来源，其实当时诗人们也是一头雾水，如陆仁《抱遗老人书巫峡云涛石屏志》称：“君家石屏何处得，冥冥造化春无迹。”至于钱震在后记中提及，曾经看到过川石制成的石屏（川石至早在南宋赵希鹄《洞天清录·怪石辨》中已有记载）带有五代画家荆浩的画意，但并没有说此石就是川石，而且特别强调：“九州之名山川当形若此类者众矣，惟其不为赏鉴者所采，往往不世见。”

值得一提的是，清初著名诗人、学者厉鹗，在为友人的一对大理石屏“山高月小”“水落石出”赋诗《大理石屏歌徐陶尊索赋》中提到：“嶕峣欲踏三山鳌，雅胜巫峡翻云涛。不用抱遗撰志金粟咏，我为长歌聊贺兹石遭。”其中注解道：“元松陵（即吴江）谢氏有巫峡云涛石屏，杨廉夫为作志，顾仲瑛为作诗”。抱遗，即抱遗老人，杨维桢晚年之号；金粟，即金粟道人，顾阿瑛之号。诗中提到了上述“巫峡云涛”这方名石，不过，诗人似乎明确认为，这是一方大理石屏。

至于元朝宫廷，也有石屏之置。元代文学家、书法家虞集在文宗天历二年（1329年）十一月写有《五色石屏风记》（收录于《道园学古录》卷二十二），当时奎章阁（又称宣文阁）刚刚建成，为的是陈列珍玩、储藏书籍，是上都皇城的重要宫殿。“有献文石者，平直如砥，厚不及寸，其阳丹碧光彩，有云气人物山川屋邑之形状，自然天成，非工巧所能摹儗；其阴漫理紫润，可书可镌。”当时准备制作木框，作为立屏，时任奎章阁侍书学士的虞集应命撰文以在石背刻铭作记。这方石屏，虽然也是石种出处不详，但从其纹色特征来看，极似大理石。

元代文学家虞集

可以佐证的是，故宫之中始建于明代永乐十八年（1420年）的景仁宫（初名长宁宫，属于内廷东六宫之一），景仁门内有一座云石大座屏影壁，有说是元代宫廷遗物。同时兴建的永寿宫（初名长乐宫，属于内廷西六宫之一），永寿门内也有一座云石大座屏影壁，其形制与大小与景仁宫的如出一辙，应该也是同时代的置物，石质屏框为明代流行风格，应该为明代所置。

故宫景仁宫景仁门内明代云石大座屏

故宫永寿宫明代大理石大座屏侧面

由此可见，元代大理石制屏用作供赏，从上到下已经时隐时现、初露端倪了，不然的话，也很难解释为何到了明代，大理石屏的制作和鉴藏成为上流社会一时之风气，这应该早在元代已经有所铺垫了。

清·阮元铭“夏山烟雨图”云石屏

清代著名大理石画鉴藏家阮元，指出大理石的画意与宋元名家最为相似：“我谓点苍山里有画仙，画仙之妙胜画禅。……仙人成仙在何年，唐宋以后明之前。如谓吾说或不然，何以宋元各家画法天然全。”可见，元代文人雅士热衷于收藏鉴赏（大理）石屏，也是情理之中的事。

原文始发于微信公众号（汇石融通）：【谈古说今】大理石屏始于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