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滥用的“文人风格”｜一个外国人眼中的中国士林

中国古代文人是特殊的群体，他们是社会规则的制定者，是传统文化的捍卫者，是当时整个社会的中流砥柱、精英阶层，掌握着文化的话语权。文人之“道”，因此被视为中国文化与艺术的立足基石。在回顾和追摹古代精英文化的趋势中，“文人品味”“文人书房”……各种打着文人文化概念的商业行为层出不穷。于是有质疑认为，文人风格正在沦为艺术圈运作游戏的砝码，似乎和其文化内涵本身已没有多大关系了。

英国资深藏家马科斯·弗拉克斯对这一问题直言不讳地表示：“近来人们大量炒作‘文人风格’，这名称可说是使用不当，甚至有滥用之嫌，特别是拍卖行。虽然‘文人艺术’的概念能受到追捧令人欣慰，但很多时候，它只被当作销售行为的包装和炒作，真实被用来交易的东西，并不是卖家所宣传和介绍的那样，甚至跟文人、文人品味以及他们的生活方式、休闲娱乐没有任何关系。作为文化艺术的经营者，这恰恰本是最应该被重视和严谨对待的部分。”  

《士林典藏》内页

在马科斯的这本近500页的《士林典藏》中，第一件藏品直到第102页才出现，在此之前，他用大量的篇幅，试图还原这些物件被制作、购置和把玩时所处的历史、文化、社会和美学情境，以帮助人们瞥见其使用者所处的丰富世界。在这里，木作文房小件不再是一件件孤立的器物，而是与它们的使用者们发生紧密联系的。

这本书里出现的第一件藏品——17世纪 黄花梨水盂。

历史上，木作小件大量出现自明朝始。中国社会结构的巨大变迁，导致了明代中国发生了许多重大变化。

随着明洪武帝将儒家地位、小农理想在整个国家的恢复，一个相对和平繁荣的盛世随之到来。得益于明朝初年对通讯和交通运输的巨大改善，商业也持续蓬勃发展，日益增长的商业活动在社会的各个阶层萌芽孕育。从通过短暂盈亏中谋些小利的人，到无力再借助传统耕田种地来养家糊口从而投身于冒险生涯的小商贩，重商主义在平稳的帝国统治下被滋养。在太平年月里，对外贸易获得自然增长，现金流动更加自由，白银通过贸易国家，如日本和葡萄牙涌入大明，中国的行政结构开始从依赖谷物和徭役体系转向依靠直接的白银经济。

明嘉靖 紫檀嵌百宝人物图长方盖盒（局部），传为周翥所制。

中国经济中这些变化蕴含着广泛的社会内涵，小农理想的状态遭到破坏，传统儒家社会等级制度的松弛，之前界限森严的士农工商之间开始有了更深入的互动。

明末，士人这一角色的内涵与外延都得到了极大的扩展，许多传统的习惯与追求被蒸蒸日上的成功商人阶层所仿效。商人们通过贸易和商业聚敛财富之后，就开始属意于提升社会地位。富商大贾常常让他们的子弟读书受教，力图通过科举考试，来实现家族地位“体制化”。与此同时，他们也继续占田拥地，毕竟，这是士绅们获取财富的传统途径。

在这幅变动的图景中，士人阶层被揉入到一个全新的世界，也迫使士人与商人阶层互动，传统核心价值观在巨变中受到侵蚀。明代士人在不时捍卫自己所珍视的惯例与准则时，或许忽视了自身秉持的核心道德和社会价值，开始放任自己被财富与政治权力所诱惑、腐化。士人们的生活开始变得与那些商人、匠人，原本下等的阶层纠缠不清，人人都在变动的社会风景中争抢着一席之地。在这一场景中，所有能残存下来的纯粹的文人之“道”，或许仅剩文人生活中那些礼仪和服饰穿戴罢了。

明代 郭诩《称书图》 摘自《士林典藏》插图

在明代郭诩《称书图》轴中，有着对16世纪晚明文人阶层状况恶化的显著抗议和社会环境的真实写照。其时，许多士子求仕无门，入不敷出，以至于不得不出卖他们最珍贵的财富——书籍。而那些青云直上的富商，仗其财力获得声望和影响力。购买书籍的行为，是通过交易获得文化的隐喻，他们希望无需阅读就可直接达到附庸风雅的目的。

明代中国社会发生的这场巨大变化，被视作中国历史古典阶段的“末日之始”，是传统阶层和儒家理念遭到削弱的最初端倪。不过，这种气氛，却大大刺激和扩展了艺术与物质文化的需求。

饱读诗书且精于才艺的士子们，研习绘画、书法、音乐、诗歌，甚至赏玩品鉴文物。新富的商人阶层则将主要注意力集中于购买相关的种种器具，既要营建带有花园和文人书斋的宅院，也需购置与文人生活方式有关的各种“道具”，收藏古董、文物及形形色色的文化奢侈品。这些多是真文士生活场景所必备的，如精美的文房小件。因此，明代中晚期，文房小件、古董和其他奢侈品产量呈汹涌之势。

在明代，模仿文人之道实际上已经变成了文化精英和野心勃勃的新富阶层的“必经”之路，虽然它们大都只是停留在一种肤浅的物质层面，而书斋通常被认为是文人理想的一个最真实的物质载体。

刘欣（生于1973年）《文人书房》 2013年 纸本水墨 纵52cm，横111cm 摘自《士林典藏》插图

古代的文人书斋是一处男性的场所，通常坐落于房屋建筑群落的边缘，开设可以领略花园的窗户。这是一个有序而整洁之处，其室内陈设雅致、简洁而疏落。画案通常配一把坐椅，椅下有脚蹬，可以保持脚下干燥温暖。书架和“万历”柜用于展藏书籍、卷轴及其他珍品。榻几有助于主人放松，或与友人围棋，啜酒品茗，亦或能凭此小憩片刻。香案上放置着精致香炉，旁边的案几上陈放着赏石，或插有时花的花瓶。古琴使之有声，多是在一张特制的琴桌上弹奏（尽管后来在不那么“纯粹”的书斋里，古琴常会被悬于墙上，作为有教养的暗示）。最后，也备置一些坐具用以待客，如凳子或方椅，或许还有一个铜火盆来保持室内温度，顺便也提供了焚香所需要的炭火。疏落和低调的室内陈设意味着每一件东西都必须高雅和精致，并且要与最佳的文人审美传统保持一致。家具是书斋的骨架，界定了空间，传递平衡并且使整个室内充满着教养，儒雅但又不失个性的气息。除了精美的家具，理想的书斋内也要容纳所有文人享受消遣所需的必备物品。

商人精英们亦步亦趋地仿效文人的规矩来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打造一间书斋成为了上上之选，只是收集什么？什么时候向人展示？怎样展示？其鉴赏价值何在？如何鉴别其品质的优劣？换句话说就是，怎样使自己的行为举止看上去优雅，财富阶级需要一本文人精致生活指南。

《Contemplating Rocks》Marcus Flacks著，2012年

而与此同时，文人阶层中的许多人感到“暴发士人”上升之势的威胁，甚至多少有所不满，但在表面上采取了一种成熟的方法，借以保护文人生活方式的纯粹与体面。对那些志趣不投者，一些文士宁可避而不见，不通消息。同时，另一些文人则不遗余力保持他们文化精英的身份。在很多明代文人的眼中，文化话语权才是最有价值的财富。因此，这里产生了一种奇妙的循环模式，文人精英通过制定严密的规范来调度他们的闲趣以及奢侈用品，以此竭力维持他们的地位。

在刻印付梓的诸多指南中，最著名的当属文震亨所著的《长物志》。在书中，文震亨制定出了规章和准则，不仅关乎奢品雅物的最佳材质、设计制作和收藏购求，还包括这些物品的正确使用之道。明代随着书籍的大量刊刻和发行，这些指南也风靡一时，而书的作者也因此名声大噪，成为趣味的仲裁人。

《长物志》

马科斯认为：“真正的文人书斋会强烈地反映出所有者的品性，以便洞察主人独特的审美情感。书斋在遵循着一般理想准则的同时，在陈设和物品的选择上，也会有着微妙的个体差异。然而，对极富野心的富人们，展现个人趣味却是一种奢侈，他们不愿（或是不能）冒险，宁可选择一种折中的有文字诠释的统一风尚指南。尽管这些指南原本预期只是作为一种指导性的建议，但随着时间推移现如今竟变成了绝对的蓝本。事实上，从未仅有过某种单一值得全民接受或深受追捧的文人风格，至少在18世纪‘宫廷风格’出现以前是如此。反倒有些稀奇古怪、气质独特且相当个人化的风格，在还算严谨的审美体系下脱颖而出，在当时为人称道。这样的事是完全有可能的，因为明代的文人大家为数不少，各有专精独到的美学理念；还有一个日益庞大的圈子，他们包括小文人、官吏及商贾，渴慕大家风范，并具效仿之心，形成了一个事关文人艺术及文玩杂件的沃土和市场，堪称为富有开创精神的崭新沃土；再加上地域性偏好、各地不同的神工巧匠和作坊、三教九流的影响、日益兴起的宫廷风格，以及常被忽略的优伶艺妓及女性艺术家，共同孕育了繁多的风格。”

马科斯在伦敦的家，充满着浓浓的中国味

文房器用就是在这样的情境中生产出来的，虽然秉持传统工序，却每每精彩多变，甚至是独一无二，与众不同。

马科斯认为文房小件是“文人生活方式”在现代的遗存，现代人正越来越意识到它们的价值，并通过它们为现代生活注入古代文人的精神。

也许你会好奇，作为一个几乎没有中文沟通能力的外国人，马科斯缘何能对中国文化有如此独到而深刻的见地？

马科斯及夫人黛比（1996年）

马科斯解释：“因为我相信这个世界存在着基本且具通识性的美学、人类学和文化准则，它将我们所有人连接起来。只要是绝对真实、绝对美丽的，我们一定能把它找出来，这是我所接受的原则。来自哪里并不重要，有时候，外人看一件事情更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