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 ：中国文化必修课

在一次讲课上，作家张贤亮这样介绍余秋雨：有的人成就太大，需要长篇文章来介绍；有的人成就也高，名声也高，只要几句话就可以；也有的人一句话都不介绍的，余秋雨就是第三种人。

1992年出版的一本《文化苦旅》，一时洛阳纸贵，人人争读余秋雨。从此，他的书畅销了二十多年，直到最近一次展出上，出版方将他所出版的所有书，做成了一面书墙时，余秋雨老师才“突然发现自己写得太多，堆成书墙太吓人。”

二十几年来，只有考察，写作，讲课这三件事对他来讲是大事。所以听到一直沉寂在家写作多年，突然录制了一档音频节目《余秋雨讲文化》，读者们都有些吃惊。

在离开公众视野几年之后，72岁的余秋雨回来，“我不是重出江湖，而是从远方的江湖归来。”

“我不关注点击率，也不关心读者听不下去，因为我相信，即使我讲的是比较完整严肃和具有高度的课，部分听众听起来一时有一点点累，但坚持下去，就会获得不一样的认识。”

马行千里，不洗泥沙。

今年3月，在中国作家出版集团举行的颁奖会上，许久没有过多出现在公众面前的余秋雨站在“超级畅销纪念奖杯”的领奖台上。

奖杯上直接刻印他近期出版的一套书的总销量“4200000”这个数字，这让他很惊喜，“数字对我来说不是非常重要，我只是感觉到这是读者，我还拥有很多的读者。”

熟悉他的读者都知道，上世纪90年代，他23次辞职远行，孤身在全国各地进行文化考察，写下风靡一时的散文集《文化苦旅》，被称为“印刷量最大的现代华文文学书籍”。他也由此成为在国际间最具影响力的华文作家之一。

但是，你可能不知道，成名之前他的经历。

高中毕业考取了上海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就遇到“文革”灾难，父亲被关押，叔叔被逼死，家族陷入危机，在饥寒交迫之中，当时年仅二十岁的余秋雨就挑起一家人的生活重担，被下放到农场服劳役，极端艰苦。

三年后，因为复课、编写教材的需要，他被调回分配编写《世界戏剧学》。

1976年初，他编写教材被批判为“右倾翻案”，无奈之下，他只能逃到奉化山间一座封闭的老藏书楼研读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直至 “文革”结束才返回上海。

返沪后，余秋雨又再次将自己关在一间13平米的狭小屋子里，正是在这里，他的思想观念被罗素、卢梭、雨果等世界级的大师从头梳理了一遍。

也是在这一过程中，他便开始只专注于自己的研究，“就是一个人真正体验过灾难以后，不会太执着，不会太执着。”

所以成名之后，即便深陷在青歌赛是非、“捐款门”等舆论的漩涡，他始终没有作任何反驳和回击，他说：马行千里，不洗泥沙。

“一匹千里马要走很远，身上肯定有很多的尘土和泥沙，整天花时间在河里洗澡，这样的马还能是千里马吗？”

文化的新陈代谢，是永远不变的规律。

“我没有手机，也不上网，平时最多就是看看电视。”

由于不想被过度信息占据生活，余秋雨说他至今不用手机，也不上互联网，写作之余，他会在客厅里用一个花三十多块钱购买的运动器械做运动时边看电视。

对于年轻人流行的文化，他也会通过电视关注，《琅琊榜》、《那年花开月正圆》都是他喜欢的电视剧，比起盲目无条件推崇老一代艺术家，他更欣赏像胡歌，华晨宇等新一代艺术创造者，对他们的了解甚至超过了当代年轻人。

“文化的新陈代谢，是永远不变的规律，有时候我们以为拥抱的是文化，其实是落后。”尽管不上网，但余秋雨绝对不是你想象中的那种传统保守派作家，他对生命力的创造总是最感兴趣，对于反着大众审美观的老态东西更倾向淘汰的态度。

在离开公众视野，沉寂在家写作多年，直到去年中国美术馆举行“余秋雨翰墨展”，将他所出版的所有书，做成了一面书墙时，包括中文版、英文版、日文版、韩文版及各种盗版都摆出来，余秋雨才“突然发现自己写得太多，堆成书墙太吓人。”

现在，发现自己写的书太多，不再热衷写作的余秋雨把更多的时间花在写书法上，他会花几天几夜的功夫在家里写《离骚》、《逍遥游》，按照他的妻子马兰的说法，只看他穿了一条短裤，就是关在屋子里边，整个家里全是墨的味道，就是写，满地都是纸，但他却极其享受这个过程。

“马来西亚的咖喱鱼头我会做，浙江菜、安徽菜我都会做。”对于日常生活，余秋雨会和妻子乐此不疲到菜场买菜，自个儿烧菜做饭吃，家里也不请保姆，好多活都是他们夫妻二人自己干的。

我不是重出江湖，而是从远方的江湖归来。

对于一直沉寂在家写作多年，突然录制了一档音频节目《余秋雨:中国文化必修课》。

72岁的余秋雨说，“我不是重出江湖，而是从远方的江湖归来。”

其实，在我们看不到他的这些年里,他一直辗转于世界各地演讲，在美国国会图书馆、联合国总部以及哈佛大学、耶鲁大学、马里兰大学等地方讲授中国文化，又在香港浸会大学担任了两年的教授，还在澳门科技大学人文艺术学院担任了三年的院长。用他的话来讲，他始终在讲课，不断在讲中国文化，讲世界文化，讲它们的组合和更新状态。

直到几年前，中国艺术研究院希望他能把国际上的演讲移进来，培养中国文化史专业的博士研究生，为此还专门成立了秋雨书院。但是由于招生的名额有限，很多考生没办法听到他的课。于是，在有心人的建议下，今年他决定把课堂扩大，让更多想听课的人可以听到。

所以在他看来，讲中国文化的世界地位也只是他多年来讲课的一部分，“中国文化应该具有世界身份，这个不是现在我们要追求的，很早以前就有了，我觉得给中国人讲这个问题很有价值，因为文化是安身立命之本，他们觉得我们在这个地球上可以走得很从容，站得很自在，我就做这样的事。”

跟市面上讲国学、文化的讲课者不一样，余秋雨讲中国文化有三点值得听众期待：

第一，他讲的中国文化，是站在世界视野的角度。他从年轻就开始研究了古希腊的哲学、古罗马的文化，文艺复兴时候的文化，考察了欧洲96座城市，穿行4万公里深入不毛之地。正如不少人对他的评价，他研究的中国文化是站着罗素、亚里士多德的肩膀上。

第二，他的研究，全部靠脚实地考察得来的。除了走遍中国的遗迹实地考察，为了对比和中华文化年龄相同的其他文明，他还冒着生命危险，多次深入到战乱恐怖主义横行的人类古文明遗迹去考察。

第三，他的考察研究，是经得住时间的检验。他对中国文化的研究绝非是仅靠一己之力，比如他提到自己在各地演讲，结束后都会跟当地教授专家交流探讨，长年累月积累的不同意见，对于他的文化研究起到不小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