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次沪上重阳节“嘉佩乐雅集·中国赏石座谈会”,老友丁文父的一席话,让大家心有戚戚焉:“多年的研究使我意识到,中国美术史的研究,证据本身有很严重的问题。……证据不可靠,什么研究都谈不上。因此,我对研究古代赏石心灰意冷。我不太建议你们继续研究。与其在不可靠的证据上继续研究,不如向前看,看看我们能否创造新的赏石美学。”确实是经验之谈。
南宋太湖石“青莲朵”,上有乾隆题刻,今藏北京中国园林博物馆
关于研究古代赏石文化的证据或是素材,无非就是实物与文献、图绘等几大类。实物类的,以园林置石为主,因为其难以移动性等特点,大多流传有序,可以上溯,佐以有关方志文献记载,一般比较可靠(考)。相比之下,案几供石确切年代可考性要差得多。文献因为是文字记载,古代传世的有抄本和刻本之别,相对来说,抄本的错讹比起刻本要更多一些,其中还涉及到版本和句读的问题,需要仔细辨别。图绘包括绘画和版画两种,相对来说,绘画的不确定性要更高一些,这涉及到是否流传有序和辨伪的问题,尤其是艺术品(拍卖)市场流转的古代书画,需要细加甄别,不能拿来就用。
明代林有麟《素园石谱》书影
一般来说,古代版画(包括书籍插图、年画、风俗画等)的可靠性比较高。存世的版画以明清居多。特别是明中期之后,小说、戏曲、科学技术等作品大量刊印出版,刺激着印刷业不断进步,为书籍版画插图创作提供了广阔空间,甚至出现了以图画为主的图谱(如林有麟的《素园石谱》、胡正言《十竹斋画谱》等)。
明代胡正言《十竹斋画谱·石谱》
明代版画图稿画家一览(安徽中国徽州文化博物馆供)
与绘画不一样,版画因为发行量较大,受众面要大得多,包括陈洪绶等画坛名家,都乐意为版画添彩。相对绘画来说,版画所反映的以当时(刊刻时代)世俗生活场景多见,更加生活化和风俗化,一方面反映了当时社会生活的典型场景,另一方面也在某种程度上引领了社会时尚,包括瓷绘等工艺美术领域深受其影响。而且,明清刻本一般都有比较确切可考的刊刻时间。
明代崇祯青花凸花瓶花博古图筒瓶展开图
明代万历年间刊本《状元图考》
比如,明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海阳吴承恩、歙县黄文德刻本《状元图考》版画插图,被原文化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也是古代刊本收藏家郑振铎由衷地赞叹:“几乎没有地方被疏忽的,栏杆、屏风和桌子线条那么齐整;老妪、少年以至侍女的衣衫那么的柔软;大树、盆景、假山乃至屏风上的图画,侍女衣上的绣花、椅子垫子上的花纹,哪一点曾被刻画者所忽略过?连假山边上长的一丛百合花,也都不曾轻心的处置着。”可见,版画有着一般绘画难以表现的细节特征。其中有一幅版画,描绘了状元在居室轩阁中读书的场景,书桌上有文房四宝之属,供桌上则是花瓶、香炉、瓷器之物,不过可惜的是没有赏石。
明代万历刻本《幽闺记》
同样是明代万历年间刻本,《幽闺记》(根据元代关汉卿《闺怨佳人拜月亭》杂剧改写)中则可以见到赏石身影。一幅版画插图,描绘了仕女在庭院之中焚香祈祷的情景,地上有三方盆景,居中的一方是菖蒲之属,另外两方是赏石,具有古典赏石瘦皱之态。这也说明,当时赏石仍然流行盆置形式,而且似乎还不登案几供桌之列。
清代顺治刻本《凰求凤》
类似盆供赏石置地观赏的画面,在清代顺治年间刻本《凰求凤》、康熙年间刻本《雅趣藏书》等版画插图中时有所见,说明虽然明代开始出现赏石木座供置的形式,但似乎还是比较“小众”,宋代以来流行的盆置赏石形式,一直到清代早期还没有退出人们的视线。
清代康熙刻本《雅趣藏书》
明代万历刊本《列仙全传》
老丁的大作《御苑赏石》,首次系统地梳理了元明清三代京城御苑赏石的陈设和断代问题。其中,明清两代御苑赏石大多为石制须弥座供置,这类样式在图绘(宫廷画除外)之中极为罕见。这也难怪,一般绘画所反映的通常是世俗生活,远离宫廷场景。不过,在明代万历年间刊刻的《列仙传》卷十北宋“紫阳真人”张伯端的图绘中,却分明描摹了一方石制须弥座样式的园林赏石,石头类似太湖石,洞孔遍布,漏透有加,石制须弥座上面有青铜栏杆围护。这种须弥座样式,非常像故宫宁寿宫花园符望阁旁所供置的一方“清代中期变体须弥座湖石”。这也说明,石制须弥座确实明代就有,清代或许也有沿袭前朝的样式。
故宫宁寿宫花园“清代中期变体须弥座湖石”
所谓厅无石不华,明清两代,赏石在厅堂中的位置相对固定了。如今江南古典园林中的厅堂中,还随处可见这种遗风。大抵是厅堂正中的供桌上,供置有赏石(包括云石屏)、花瓶等摆设,赏石与花瓶经常是分立两旁,似乎各有寓意,一则为人工,瓶谐音平,寓意平安;一则为天工,石头寓意长寿。两者的并置,寓有平安长寿的祈福之意。
苏州拙政园“卅六鸳鸯馆”供桌布置
厅堂供桌上花瓶与供石并置的样式,究竟起于何时?文献记载似乎并没有特别关注。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杭州陈淏子(西湖花隐翁)刊有《花镜》6卷,是我国较早的一部园艺专著,其中“花园款设”特别提到了“堂室坐几”的陈设要点:“堂前设长大天然几一,或花梨,或楠木,上悬古画一。几上置英石一座,东坡椅六,或水磨,或黑漆。”显然,当时供桌上花瓶与供石还没有并置。
清代麟庆《鸿雪因缘图记》
说来也巧,清代版画上可以找到答案。清代道光年间,京城半亩园(其中叠石是园艺家李渔参与设计的)主人麟庆刊印有《鸿雪因缘图记》,他收藏宏富,也是个石痴,藏石颇丰,名其藏石居室为拜石轩,其中有“三朝阁老”阮元赠予他的大理石屏。《鸿雪因缘图记》中《拜石拜石》一节,曾记载了其藏石及图绘形象,其中,厅堂供桌上左面是一方供石,类似灵璧石,透漏有孔,置于木座;右面是一个花瓶,里面插有珊瑚树或梅枝之类(季候是冬天)。或许,这是最早出现的花瓶与供石并置于供桌上的图绘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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