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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芾南官石刻考及其风格特征

学术上关于米芾早年经历及其书画遗迹的相关文献记载较少,故整理出其早年南官五年的书画刻石,尤其是与桂州(今广西桂林)的渊源,以补其平生成就。米芾早年曾在广东任职三年有余,桂林任职一年有余,留存石刻共十一件。石刻书法淳古雅致,内蕴深厚。另有桂林《米芾自画像》是迄今唯一的米芾自画像,人物描绘传神有致,展现了米芾早年“凌云御风之高致”的气质。从传世的这些石刻可以窥见早期米芾的书画天赋与才能,对于研究其早期书画风格具有重要的意义,同时也是弥补正史中米芾一段非常重要的艺术生涯。

米芾南官石刻考

米芾一生创作无数,其早年的书画艺术,相关文献较少记载,故整理出其早年南官五年的书画刻石,尤其是与桂州的渊源,以补其平生成就。

(一)米芾南官时间

米芾南官石刻考及其风格特征

米芾书写的《古壁石》实景

湖南祁阳《浯溪石题》摩崖云:“米芾南官五年,求便养,得长沙掾。熙宁八年十月望,经浯溪。”上推五年,米芾当在熙宁三年(一〇七〇)开始南方五年的游官生涯。又有蔡肇《故南宫舍人米公墓志》云:“以后恩入仕,初补秘书省校书郎,授浛光尉。”《宋史》卷四百四十四载:“米芾,字元章也,以母侍宣仁后藩邸旧恩,补浛尉。”《粤大记》载录米芾:“为浛光尉,居职二年。”又有米芾广州《九曜石诗》石刻署熙宁六年(一〇七三)。据此推断米芾南官熙宁三年(一〇七〇)末至熙宁五年(一〇七二)初,应在浛光(今广东英德)做官,流传七件石刻:《药洲》《九曜石诗》《第一山》《宝藏》《且看山斋》《古壁石》《北山养疾记》,其中多流失或无从考证其真迹。

据广西桂林留存熙宁年间米芾游山石刻题名及方信孺题跋,推测米芾应于熙宁六年(一〇七三)末或熙宁七年(一〇七四)初迁广南西路桂州临桂县尉,熙宁八年(一〇七五)离桂任长沙掾。桂州有四件石刻与其相关:《米芾自画像》《米芾与潘景纯同游》《米芾程节唱和诗》《阳朔山图》,是研究其早年书法和绘画风格的重要作品,其中《阳朔山图》相传为桂林山水首次被画,已佚。

(二)米芾留粤石刻书法

《粤大记》载录:“米芾,字元章,淮南人。工书善诗,为浛光尉,居职二年。风韵潇远,趣向高洁,山水佳处,游题殆遍,而职事修举,教化兴行。”可见山水美景对艺术家的怡神作用,激发艺术家的创作灵感。如珠海石溪摩崖石刻群,这里茂林修竹,环境优美,其中就有米芾横排行草《古壁石》,趣味横生,每字约七十厘米,落款米芾,相关金石志、市志未见有记载。但据其笔法特征和书法风度应为米芾真迹。潮州金山摩崖石刻,有米芾题刻《第一山》,气势遒劲壮美;阳山贤令山有其《且看山斋》摩崖题刻;《北山养疾记》石刻,已佚。此外,《钦定续通志卷一百六十八·金石》记载:“宝藏,米芾书,正书,英德无为俱有刻本。”《广东番禺续志》也提及“宝藏”石刻初在浛洸司前署,行书竖写,阴刻于石碑,每字四十公分大小,后有清英德知县杨臣柱题跋。然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破四旧”风潮中毁掉。

米芾南官石刻考及其风格特征

米芾题药洲石刻处

另有米芾《药洲》石刻,有较多文献记载。其内容为:“药洲米黻元章题。”七字分三行,楷书,左行起,未署年月,左侧有清翁方纲隶书题跋。章法布局与其熙宁七年(一〇七四)在桂林石刻《米芾与潘景纯同游》题名很相似,字形风格有一定的差异性,但其用笔的起收圆润特点较似,强调温润的气质如出一辙,此处吸收唐楷风格较之《米芾与潘景纯同游》题名更浓厚,笔画平正,结体端庄,但不如后者笔韵更灵活。

米芾南官石刻考及其风格特征

米芾题药洲石刻拓片

“药洲”题字位于广州市教育路药洲遗址内。此地原为五代南汉刘龚的宫苑,苑中有湖,湖中有洲,洲上有九石,称九曜石,并多植花药,故名“药洲”。清《粤东金石略》和民国年间修纂的《番禺县续志·金石志之一》均辑录米芾《药洲》题字。徐自强、吴梦麟著《古代石刻通论》认为“宋代米芾题‘药州’,此为最著”。宋《药洲》石刻在清属学署范围,而此石却被移到布政使署。清乾隆三十三年(一七六八),翁方纲为广东学政,向学署索回未果,于是其手摹勒石。又经几番转载,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原石移回原址。对于米芾题药洲石究竟是否为真迹,历来有争议,对米芾书学研究较深的清学者翁方纲认定其是真迹,曰:“世传米书多是行草罕见其正楷,予则实得见焦山《瘗鹤铭》之米题‘匡庐’,岳麓北海碑侧之米题楷法皆与此合,当据此验颍井兰亭附注‘快’字,芜湖学记后张士亨字,皆米迹也,则此题药洲正楷廿五字皆是米书,观者可以无岐视矣。”另外药洲石的背面有宋人题词,翁方纲也认定为米芾书,曰:“又有宜记者或谓石后同游题,字非必出于米书。”

米芾南官石刻考及其风格特征

米芾《九曜石诗》石刻拓片

另《番禺县续志·金石志之一》辑录《九曜石诗》石刻,署熙宁六年(一〇七三),应与《药洲》石刻同时期,刻在药洲遗址内池东仙掌石上,为行书五言诗:“九曜石、碧海出蜃阁,青空起夏云;瑰奇□怪石,错落动乾文,米黻,熙宁六年七月。”共六行三十字和一个缺字。其为清翁方纲于道光六年(一八二六)疏淤剔石,除去榕根,发现此石诗。后,翁方纲在《九曜石诗》旁另刻《仙掌石新得米元章诗刻记》,记述他发现此石经过。《九曜石诗》用笔劲挺爽利,结体宽博,顿笔转折较明显,章法疏密有致,较“药洲”石楷体显得更成熟、更有韵致。

此外,说到米芾官浛光尉,且补充有关其墓冢的一个问题。蔡肇《故宋礼部员外郎米海岳先生墓志铭》载米芾卒葬于润州(今江苏镇江)。然,二〇一一年六月在广东清远发现米元章墓,宋浛光在今清远管辖内,初步定为由米芾后裔由润州迁在清远重新安葬的骨殖真墓。江苏文史专家严其林考证,米芾之子米友仁于南宋绍兴年间,曾往南迁葬过米芾墓。这与清远《米氏族谱》中记载的内容相符。由此,也不难断定为何米氏后代要迁于清远的原因。

(三)米芾留桂石刻书法和自画像

《宋史》及蔡肇《故宋礼部员外郎米海岳先生墓志铭》、翁方纲《米海岳年谱》《广西通志》《临桂县志》等均未有米芾在桂做官的记载,但与米芾相关的桂林石刻,证明其南官桂洲的足迹。

米芾南官石刻考及其风格特征

米芾自画像和米芾与潘景纯同游题名处

米芾《自画像》是他存世极其少量的画迹之一,就自画像而言,仅此唯一。清谢启昆《粤西金石略》中载:“案《海岳遗事》云:‘米公自写真,世有数本,一本服古衣冠,曾入绍兴内府,有其子友仁审定赞跋。’即此本也。”据桂林市文物局林京海先生考证其为米友仁摹本,并非真迹,曰:“该摹本应是米友仁根据‘服古衣冠,曾入绍兴内府’本《自画像》而亲自临摹的。”据画像刻石下方的方信孺《宝晋米公画像记》推测,此图应作于宋神宗熙宁七年(一〇七四),米芾二十三岁。就其绘画技艺来说,并不逊于米芾亲手笔,画像神态自足,衣冠简朴,笔法流畅,展现出米芾年轻时一副轩昂豪迈之气。

《自画像》在今桂林伏波山还珠洞石壁上,尺寸为一百二十厘米乘以四十五厘米,像心高四十一厘米。画像面微向左,右手舒二指,似有所指,站势,足为右行之态,作开步状。头戴冠,着宽袍大袖。由于常年的游客观摩及岁月的侵蚀,石面总体已斑驳较多。据民国时期拓本还可辨识其像态与像上面、像左面的字形。

宋人自画像多是端庄严整的坐态,米芾以伸指开步之态描述其自画像,并且特立独行的唐装式宽袍大袖,体现其卓尔不群的个性特色和敢于创新的绘画美学思想。那面微向左的容态似乎正与人交流,略上提的眼角与嘴角,突出其微笑的样子;舒开右手二指的长长指甲展示其诙谐、桀骜不驯的个性特征,与迈出的左脚相呼应,造成一种动感,恰如其在艺术征程途上的不断行进中。这幅自画像完全展现了早年的米芾“凌云御风之高致”的气质。蔡肇《故宋礼部员外郎米海岳先生墓志铭》评其:“视其眉宇轩然,进趋坦如,音如鸿畅,虽不识者亦知米元章也。”

画像上方有宋高宗赵构作像赞,行书四行,字径二厘米,行八字。前有引首章——乾卦圆玺,径二点六厘米;赞文后有二方章。一是“绍兴”连珠小方玺,径一点七厘米;另一是“御书”方玺,径四点二厘米。像赞全文为:“襄阳米芾,得名能书,六朝翰墨,渔猎无馀。骨气与气劲,妙逐神俱。风姿亦然,纵览起手。”高宗从米芾字的气韵及《自画像》人物神态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实际上这并非高宗特为米芾自画像而跋,《宝晋米公画像记》曰:“藏公自作小像,有小米题字,意其游山时衣冠,此刻之伏波岩公题名之左,且以高宗御制碑本像赞冠焉。”可见,赞语是由米友仁后加上去的。这段赞语不仅说明了画中人的身份,更是从皇家和社会角度对画中人的欣赏与重视,明显地昭示其显赫的艺术地位。可见米友仁的别有用心及对父亲的尊重与钦佩。像右方有米友仁跋书一行:“先南宫戏自作小像,真迹今归于御府。友仁书。”行书,径二厘米。从米友仁的题字,可见其书法功底深厚,承父风采,注重结字造型,姿态生动自然,笔法娴熟有致;较之其父压纸与刷笔特色的沉着痛快,小米的笔法较柔和、内敛。

一百四十年后,即公元一二一五年,方信孺从米芾的曾孙米秀实处访得真迹,并写了《宝晋米公画像记》刻在画像下方,记叙了米芾生平与考证其在临桂做官的史实及刻像上石的缘由,弥补了正史和米芾墓志铭的缺撼。

方信孺(一一七七——一二二二),字孚若,号好庵、紫帽山人,福建莆田人。少年时期便学识过人,曾出使金国,“使金三往返,以口舌折强敌,”南宋诗人、书法家。宋宁宗嘉定六年(一二一三)任广南西路转运判官等职,在桂林也留下许多石刻。方信孺不仅喜欢刻陆游诗,还热衷寻访米芾的遗迹,甚至到米芾曾做过两年官的广南东路含光县考察。

由于年代久远,《宝晋米公画像记》内容斑蚀不少,依稀可见方信孺书法的精妙。《桂胜桂故》中载:“镵有芾小像旁,有芾与潘景纯熙宁七年同游名,备考,其年是时芾仅十七八岁,方信孺谓其尉临桂来游,疑无是事史与蔡天肇所为,芾墓志但云尉浛光题名或好事者为之,信孺好奇力辨非。”

米芾南官石刻考及其风格特征

米芾、潘景纯同游题名拓片

据林半觉先生《北宋大画家米芾桂游石刻考释》和林京海先生《米芾自画像石刻及其有关问题的考识》载其石刻内容综合为:“宝晋米公,世居太原,后徙襄阳,自公始定居润州。以宣仁后恩,补秘书省校书郎含光尉。入淮南幕,改宣德郎,知雍丘县,监中岳庙,授涟水军使发运司勾当公事。拨发入为奉常博士,知常州,不赴。管勾洞霄宫,知无为军。复召为书画院博士,擢礼部员外郎,知淮阳军。庠生于首,谢事不许,卒于官。□年□月葬丹徒长山下。信孺顷过含光,访公遗迹,得北山养疾篇及?石刻,(信孺)洎来桂林,复得《僧绍言诗序》及伏波岩《米芾与潘景纯同游》石刻,乃知公尝尉临桂,秩满,寓居西山资庆寺,颇与绍言游,故有此作。其他踪迹则缺如也。至于《序》中云:‘书于桂林易堂。’今亦失所在,岂旧尉治耶?公作画史,自□始尉官桂林,而是时文章翰墨,已足以高跨千古,然蔡天启志墓,书含光不及临桂,岂所谓名‘七迁’者,临桂当其中耶?抑先临桂后含光,天启所书偶略及之耶?公之孙宪辑公遗文,如《北山养疾篇》《绍言诗序》等作,皆逸焉。岂公□时□次偶未见此邪?公碑皆书熙宁七年,今去此且一百十十余载,其声名与天壤相终始,于先游桂林者,或未必知其详。信孺将漕于桂。公之曾孙臣秀实,为静江府节使,藏公自作小像,有小米题字,意其游山时衣冠。此□刻之伏波岩公题名之左,且以高宗御制碑本像赞冠焉,并公卒于下方,公旧游使来者尚可以想象其凌云御风之高致云。嘉定八年八月朝奉郎广南西路转运判官莆田方信孺记。”

前段部分大致介绍了米芾生平,中段叙述因得《僧绍言诗序》和伏波岩《米芾与潘景纯同游》石刻,知米芾任过临桂县尉,且秩满后并未及时离开,而是住在西山资庆寺与僧绍言观光旅游。方信孺评米芾文章足以高跨千古,最后阐明,以米芾曾孙米秀实所藏“公自作小像”而刻《自画像》石,以使后人能瞻仰早年的米芾“凌云御风之高致”。

《米芾自画像》左方的一件《米芾与潘景纯同游》石刻题名,尺寸:五十九厘米乘以五十厘米,字径一厘米,宋神宗熙宁七年(一〇七四)刻。这件石刻仅有十四字:“潘景纯、米黻,熙宁七年五月晦同游。”时年,米芾二十三岁。这件石刻字体为真书,虽寥寥几字但见其灵韵多姿的风味,体现其早期书法已经在尝试寻求一种姿态和力量上的变化,为他中晚期书法中常见的略右偏的倾向奠定了基础。观其字形稍长,用笔柔韧劲挺,转折方圆兼备,得欧体瘦硬和褚体健劲之法,笔法天真率意;又融以锺繇萧散、“二王”飘逸的神韵,结体散而不松,疏而不稀,风格疏散灵致,意态轩昂。米氏学习诸家之法,在这件石刻中得到了很好的反映。

据林半觉先生《北宋大画家米芾桂游石刻考释》载,临桂县署旧址《历代县令题名碑》拓本上记载潘景纯是当时的临桂县令,嘉兴(今浙江吴兴)人,弥补了《广西通志职官表》及《临桂县志》之缺。另外有《送潘景纯诗》传世,证明米芾与其人交往较深厚。再有桂林七星岩《米芾诗送李端臣》石刻内容述其对早年到过桂林的追忆。综上所述,米芾在桂林为官是史实。

《米芾诗送李端臣》于崇宁元年(一一〇二)由龙隐寺住持仲堪刻石于月牙山龙隐岩,六年后,米芾逝世。尺寸为五十九厘米乘以八十六厘米,字径零点三厘米,共二十一行,每行字数不等,总计约一百七十九字。因年代久远,现字迹已模糊不清,据早期拓本还可看清其字形态。石刻内容前段为:“诗送端臣桂林先生兼简信叔老兄帅坐,江湖从事米芾。骖鸾碧玉林,琢句白琼瑶。人间埃壒尽,青罗数分毫。程老列仙长,磊落粹露膘。玉沥发太和,得君同逍遥。刻岩栖乌鸦,陟透紫霄。南风勿赋,即是登云轺。”这首诗在建中靖国元年(一一〇一)写下,时五十岁的米芾于真州(今江苏仪征)东园的清燕(宴)堂设宴(东园在北宋是真州的著名园林),为即将赴桂州上任的友人李彦弼送行而作。诗中端臣即李彦弼字,江西庐陵(今吉安)人。宋元祐六年(一〇九一) 进士。建中靖国元年至政和七年(一一一七)以奉议郎桂州通判兼管内劝农事等职。信叔即程节字,江西鄱阳人。宋嘉祐六年( 一〇六一)进士,元符元年至崇宁间任广西经略安抚使等职,对桂林发展多有贡献。

在诗中,米芾追忆了早年桂州给他留下的美好景象以及对秀丽的桂林山水和友人程节的赞颂、想念。李彦弼带着一种沮丧的心情来到了桂林,让他意外的是桂林环境果如米芾所言秀丽怡人。他将米芾的书信和诗稿呈送给米芾的老友程节。这首诗使得程节“三四读不能休”,觉此诗“词翰俱美”,即答诗一首,以表谢意,其诗为:“万里湘南泮水遥,清风来拂瘴烟消。袖中突兀龙蛇出,聊慰天涯久寂寥。”诗中“湘南”意思是湘水之南即桂州。崇宁元年(一一〇二)三月清明,李彦弼将这两首互为赠答的诗歌写入了龙隐岩。至此,龙隐岩又多了一件诗书俱美的石刻书法。其书如行云流水,起承回转自然流畅,笔法精熟,结字形态俱“二王”韵致,堪称上品。

米芾作为一代书家与画家,官职桂州两年,可以推测,面对随处可见的桂州自然风景,触动艺术家作书画的灵感。米芾生性狂傲,在这样一个充满诗情画意的悠闲之地,又是年轻气盛、树立远大抱负的年龄,作书画赋诗词、交友刻石该是其最热爱的生活方式。

从传世的这几件米芾石刻,可以看见早期米芾的书画天赋与才能,对研究其早期书画风格有重要的意义,同时也是弥补正史中米芾一段非常重要的艺术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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